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中央苏区建设和反“围剿”斗争如火如荼，福建省革命形势大踏步向前发展之际，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再次爆发了军阀混战。这规模空前的新军阀大战，为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又一次提供了良机。

此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已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国内暂由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李立三等人认为，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已经成熟。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一决议案，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批评“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陈腐的观念；过分高估了革命力量，要求各地实现“一省与几省的胜利”。由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并检视地方工作，1930年6月下旬起，福建省委派巡视员邱泮林^[1]赴闽北、赣东北一带巡视工作和沟通联络，传达新的革命方针政策。中央和省委的初步意见是，为着贯彻“实现一省与几省胜利”的方针，拟将闽北革命根据地划归赣东北特委统一领导，调闽北红军前往赣东北，编入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十军。

邱泮林几经辗转，于7月下旬才到崇安^[2]。他与杨峻德、陈耿等诸位闽北特委同志详细交谈，传达了中央将闽北根据地划归赣东北特委、闽北红军编入红十军的命令。

这一命令对于长期在闽北革命的许多同志来说，不仅非常突然，也似乎不切实际，对闽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巩固是个严峻考验，一时间引起了闽北部分党员干部和闽北红军将士思想上的混乱。此时，作为闽北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杨峻德，其一言一行都会严重影响命令的执行，对中央和省委确定的政策产生关键性影响。杨峻德很清楚，中央的命令是要为着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将闽北革命根据地并入赣东北，是整个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3]。

事实上，多次武装斗争的经验告诉杨峻德，新生的闽北红军能否担负起攻占大城市的重大使命是很值得质疑和商榷的。但是杨峻德也牢记着党的纪律和规矩，即必须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只有实现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才有力量，革命才有前途。

从这个大局出发，杨峻德决定召开一次闽北党和红军的扩大会议，统一思想，服从命令。

“同志们，这次省委派邱泮林同志来，负有重大使命，他是来传达中央和省委指示的。”

“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之前已经和大家通气了，归结起来就是一条——为着革命事业更大发展，闽北特委预备取消，闽北方面划归赣东北方面领导。对此，我坚决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命令。”

杨峻德表情庄重而亲切，他明白，自己必须首先明确表态服从命令。

“杨书记，我想不明白，我们闽北党的革命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划归他赣东北领导？”

“我也想不通，难道说我们哪里有不对？不忠于革命？再说划归赣东北，能行吗？怕只会破坏革命事业。”

“我也不同意！”

杨峻德循声一看，在座30多名闽北干部中，有几位本地老革命或者大声发着牢骚，或者嘟嘟哝哝，一副不屑的神情。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划归赣东北后，仍然会充分考虑闽北革命工作实际的。再说，这是命令，必须执行。”邱泮林听了，赶紧向他们解释，言语之中难免有一丝生硬。

“命令？要是命令错误、损害革命，那也得执行？”又一个与会的同志起来反驳，会堂杂音多了起来。

“同志们，请听我再说说！”杨峻德再次恳切地发言，他感觉，必须好好开导开导这帮革命战友，才能真正让大家心平气和地执行中央和省委的指示。

“同志们，我们都是党的人，都是为着革命走在一起的。因为同志们的浴血奋战，闽北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杨峻德饱含感情说道。

“同志们想想，与赣东北连成一片难道不是我们之前一直期待的吗？革命完全胜利不是我们一直梦想的吗？现在虽然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尚未打通到赣东北，但是我们组织上先行与赣东北建立关系，这是有利于实现打通的。”

“再说，赣东北的领导人是谁？那是我们非常佩服的方志敏同志啊！毛泽东同志都特别称赞‘方志敏式的根据地’，我们请方志敏同志来统一领导，有什么不好的？”

“因此，闽北划归赣东北领导，我是放心的。至于闽北特委撤销，我这个特委书记不当了，这真是小事情。”

“为了革命胜利，我们把命都豁出去了，我还惦记这个特委书记干啥？我想，同志们也是这样为革命的！同志们一定不在乎谁领导谁！”

杨峻德说着说着，会场逐渐安静下来，最后竟然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在杨峻德等人的教育说服下，闽北方面的同志从大局出发，决定完全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决定。此间，杨峻德认真做好群众工作，以身作则担负起根据地之间的交接和安全保卫工作。

邱泮林在崇安巡视前后有20多天，不仅传达上级指示，也考察地方经济社会状况和革命力量、党员队伍、群众基础等，事后向福建省委写了多份关于崇安和闽北的革命情况报告。在这些报告中，他多处提到杨峻德，也表扬了闽北的革命与建设。道:

如1930年8月31日，邱泮林在《给福建省委的信》中写道：

我已经到江西来了，已和（赣）东北特委接到了头，并将崇安工作交代清楚，（赣）东北特委马上便可与崇安发生密切关系……（我）总算把崇安工作弄得比较有头绪，特别是关于集中红军等问题有新的转变，这些事情想杨同志到厦时已经有了报告。

关于整个闽北的工作，我的意见省委应该有一个闽北的特派员在闽北建立并发展闽北的工作……在闽北特委无法建立之时，这个特派员直接由省委指挥，他和（赣）东北特委及崇安县委可发生极密切关系。这个人我想是杨同志或陈之枢同志。^[4]

邱泮林在这里两处提到的杨同志，即杨峻德，言语之中充满了对杨峻德工作的信赖和能力的认可。

又如1930年10月，邱泮林在《闽北巡视的报告》中写道:

至于群众的斗争情形，是很好的，一方面在苏维埃区域中一般的工农群众都很愿意去当红军[崇安的星村几乎所有的船工（300人左右）及西乡百多名纸工都参加红军！]附近白色区城的群众也很多自动的向外游击。

总之，在闽北的一般政治形势说起来，在上述情形，客观的革命形势是很好的，特别是反动统治的薄弱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这需要党更坚决更勇敢的采取进攻的形式，坚决执行中央扩大苏区及红军的策略，加紧布置闽北各县的地方暴动，在主观上加强自己的力量，具体地来执行这些任务，那闽北的工作，必能得着迅速的发展。

（闽北）党当时接到东北的指示之后，马上便改组行委，同时为加强建阳、松溪的工作，也建立了建阳及松溪的特支，至于浦城方面也尽可能设法成立特支。^[5]

从这里，既能看到邱泮林对闽北工作的肯定，又能察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工作中的渗透。

邱泮林在信中提到的“行委”即行动委员会，是1930年6月中央为着贯彻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而要求各级党组织成立的。1930年8月5日，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6]，按照中央指示成立中共福建行动委员会。与此同时，在闽北特委撤销后，省委委员杨峻德交接完闽北各项工作，返回厦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罗明、王海萍、李国珍等10人当选福建总行委执委，罗明任书记。杨峻德当选候补执委，不久转为省委执委^[7]。然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很快在革命的现实中遭到失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因此，1930年11月，福建总行委再次恢复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杨峻德等5人当选省委常委，罗明任书记，杨峻德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8]。

杨峻德重回省委工作，体现了中央和省委对他革命精神和工作能力的高度肯定和重视。罗明在1931年4月给中央组织部关于分配干部问题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杨适，男，28岁，籍贯福建崇安，就读于北京某大学，1926年入党，现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初在福州工作，后在闽北工作，参加闽北崇安的斗争，后为省委（委员），曾任秘书长。特长是农民运动，可以写文章，对党忠实^[9]。

这份干部推荐表，成为组织上留存杨峻德的唯一简历，非常准确地反映了杨峻德的能力和品质。

杨峻德重回省委机关工作后，他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由领导农村武装斗争建设革命根据地，变为主要担负起统揽全省工作，起草省委文电，加强全省沟通往来和组织人事等工作；工作的环境也变化了，由农村红色区域变为城市白区的斗争；工作的危险系数更大了，厦门是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控制区域，他的工作相当于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厦门（易向农采集提供）

尽管如此，杨峻德丝毫不惧艰险，不辱使命。全省方方面面的文电、报告、人事，与中央的信息往来，事无巨细，杨峻德都亲自把关，一一落实，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

其时，党和反革命势力在厦门的城市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在杨峻德返回厦门工作之前的1930年3月18日，厦门民众在争取自由大同盟的领导下，在市区中山公园举行了“三·一八”惨案纪念会。参加集会的有2000多人，国民党驻厦门海军司令部派部队包围了会场，先后逮捕了大会主席张耕陶（厦门大学学生，争取自由大同盟代表）、团福建省委书记陈必新、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等40多人，关在厦门国民党监狱，其中一些将有可能被杀害。而此时，福建省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国统区和苏区都急需干部来领导组织革命工作，福建省委感到“破狱这一工作非干不可”，于是决定武装破狱，营救被关押同志。

经过详细分析和周密准备后，在福建省委罗明、陶铸等领导下，1930年5月25日，劫狱小组11名队员果断坚决冲入厦门思明监狱，以最快的速度，击毙看守，控制局面，剪断锁链，砸破铁门，将狱中的40多位同志尽数营救出来，并安全疏散出国民党厦门辖区，而所有参与人员毫发未损。

厦门劫狱的成功是党领导城市斗争的一大胜利，有力地显示了党的力量，打击了反动气焰，同时解救了大批党的骨干，给白区人民的斗争以极大的鼓舞。

当然，厦门劫狱也让国民党军政当局十分震惊，厦门地方军警当局被国民党中央严加处罚，厦门海军司令林国赓被调离，厦门市公安局局长林焕章被卸职反省，思明地方法院院长邓济安被停职，一批国民党职员被免职。^[10]随后，国民党厦门当局全城封锁，大搞白色恐怖，福建省委机关在厦门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不仅一切工作必须完全转入地下，同时也来不得一丝马虎。

为了应对紧张复杂危险的局面，杨峻德想尽了办法，各种名字的变换，同志之间的接头地点、信号的设置，职业角色的掩护，情况泄露后的预案，这都是他必须面对和考虑的。

“当然，说一千道一万，最最关键的是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严守党的纪律和秘密，随时做好为党为革命牺牲奋斗的准备。”

杨峻德常常跟他的身边工作同志如是说道。

在厦门，有七八位同志和工作人员是常常与杨峻德一道工作的。如同是福建省委常委的李国珍^[11]同志，他任省委代理宣传部部长，广东省海丰县人，参加过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还有梁惠贞、郑裕德、林树根、李人发、李爱珠、李向生、高大安等同志，他们或者负责宣传工作，或者协助沟通联络，印刷文件，运输材料。还有郭六姑、黄秀花等工作人员，他们主要为杨峻德等人提供生活保障，买菜、煮饭、看护房子等，对杨峻德的具体工作一般不熟悉，也不过问。

鉴于工作的异常危险性，杨峻德的名字一再变更，除有杨适、杨实、杨敏之外，还有杨子适、杨荣教等。杨峻德还抽时间研究中医医理与医术，平素外出，即以杨子适的名义乔装成一名走街串巷的中医郎官，背包里尽放一些中医药知识的文稿，日常他也抽空背诵相关中医知识。一些省委的秘密文件，就以无色药水书写在这些中医文稿的旁边。通过这种方式，杨峻德多次成功地对付了国民党军警的搜查，自由地往返福、厦、漳、泉等城市，领导福建白区的革命斗争。

杨峻德抄录的医学手稿（易向农采集提供）

1931年1月，罗明等一批领导干部调离福建省委后，省委工作由王海萍^[12]（代理书记）、杨峻德主持。杨峻德身负重命，工作更加谨慎细心。凡是和杨峻德有过接触的同志都清楚记得，杨峻德党性观念极强，工作极端认真负责，但对同志态度谦和，心肠炽热，处理问题冷静沉着，谈吐不俗而极有条理。^[13]

可是，正当这位新任领导决心为革命事业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张罪恶的黑网却悄然向杨峻德等人袭来。

1931年3月25日，淅淅沥沥的小雨笼罩着厦门。这个中国东南部的小岛，已经连绵十几日浸淫在阴雨天气之中了，影响了人们的出行和工作。

杨峻德一大早就起床用过餐，这天上午他得去厦门市郊参加中共厦门市委常委会，传达新的中央指示精神。不久前，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重新检查全省一年来的工作，讨论政治、职工、农运、兵运、组织等事项，并及时报告了中央。昨晚深夜，他刚接到地下党交通人员送来的中央反馈指示。杨峻德必须尽快将中央精神向全省传达。

上午8时不到杨峻德就出发了。他像往常一样，穿着长衫，背上药箱子，撑着一柄油纸伞，俨然一副医生的模样。他用油布包好中央文件，秘密藏在伞里面。此前，杨峻德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一丝破绽。

但是这一次，情况有变。

出行不到半里路，几个国民党密探就跟踪在杨峻德后面。杨峻德察觉出一丝异样后，当即决定，不去参加厦门市委会议，改走其他路线。

很快，几个密探一齐涌上来，将杨峻德团团围住。

“诸位先生，这是为何？有什么需要帮忙吗？”杨峻德冷静地说道，表情显得十分轻松。

“没有为何，看看你的箱子。”一个密探狠狠地答道，说着一把扯下杨峻德的背箱，粗鲁地打开。

其他人员则不由分说，把杨峻德全身里里外外搜了个遍。

“哎，哎，别这样。那些都是我的宝贝。”杨峻德侧过身，故意高声喊着，一边把雨伞收好。

“什么宝贝，我倒要看看。”密探又说道，抓起箱子里的东西左右看起来。

这个箱子自然是杨峻德用来应付检查的，里面都是一些中药材，还有一些关于中药材药性的文稿。

“诸位，我，我只是一个郎中啊。”杨峻德佯装哀求道，“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这些药材！这、这药书！唉，糟蹋了。”

“你真是郎中？”又一个密探满腹狐疑地问。

“真是，真是。”杨峻德故意急急地说道。

“要不我给你把把脉？或者说说药性？”

“你看咯，这丹砂益气安魂魄，止渴除烦又益精；这云母性平安五脏，坚肌止痢补劳伤；官桂善能调冷气，若逢石脂便相欺……”

有了以前研读医书的准备，杨峻德便一五一十地背诵起来，哄得几个密探一愣一愣的。

“行行行，走吧。”一个密探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放行。

杨峻德见状，便收好药箱，动身离去。

可是，没走几步，一个密探突然大喊“停住！”他们猛然觉得，还有雨伞没有检查。

“把你的雨伞打开看看。”

杨峻德心中一怔，止住了脚步。他感觉这一次敌人似乎是有备而来，如不行，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他转过身，打开雨伞展示给几个密探看，里面没有东西。

“不是这样，我要看伞管子里面。”

“好吧！”

杨峻德完全明白，敌人早已盯上他了，必须采取紧急行动——现在是为党和革命尽忠献身的时候了。

杨峻德缓慢地拧开伞柄，突然大喊一声:“什么东西，我给你们看！”

他迅速就势从伞管取出文件，将雨伞扫向几个密探，然后拔腿就跑。杨峻德一边跑，一边将文件大把大把撕碎塞入口中，吞进肚子里。

“抓住他！”几个密探见状，立即大喊。一时间口哨声四起，更多的密探从四面八方围堵过来。

杨峻德立即转入一条弄堂。

可是正当他准备隐入人群时，一根木棒朝他后脑勺狠狠砸来……

杨峻德当场就被砸晕倒地。

敌人立即上前，将尚留在杨峻德口中的几片残件抠出，然后把他五花大绑，投入国民党漳厦海军司令部监狱。

然而，国民党密探的行动并未就此止住。

就在杨峻德被捕之后几个小时，大批国民党军警先后包围了厦门鼓浪屿公山路N字249号和鼓浪屿眼镜脚C字52号^[14]，将正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尽数逮捕。

这两处正是中共福建省委秘书处和省委宣传部的办公所在地。省委代理宣传部部长李国珍、省委代书记王海萍的妻子梁惠贞（省委秘书处会计兼保管），以及郑裕德、林树根、李人发、李爱珠、李向生、高大安、郭六姑、黄秀花等工作人员和后勤人员都不幸被捕。福建省委秘书和宣传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代理书记王海萍当日正准备赶往这两处安排工作，幸得邻居提醒，未进入密探布控区。

此次位于厦门的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是“福建党空前的损失”^[15]。

那么，为什么会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福建省委在3月27日给中央的信中认为:“这一次被破获的原因，不外二种，一是李国桢（即李国珍）同志有色彩，出入机关被侦探跟随；二是同志告密。前一种原因占成分多数。”

事实上，以当时的大环境看，更多的原因还是国民党厦门当局加紧了对辖区地下党的袭击。

1930年5月厦门劫狱胜利后，国民党厦门当局大批要员被处分和免职，厦门公安局局长林焕章下台，由张锡杰接替。张锡杰上任后变本加厉，按照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等的旨意，急欲办几件大事邀功。一段时间厦门全岛封锁，密探广布，凡是被其怀疑者，或者被秘密盯梢，或者投入警局拷问，不能说明原因就严加惩处。一段时间内，在厦的党、团机关屡遭损坏。本次省委机关被袭击，主要就是相关人员被密探多次跟踪盯梢察觉异常后采取行动导致的。

杨峻德被捕苏醒时，已是中午时分。国民党厦门公安局加紧对他审问。

“叫什么名字？”一名军警问道。

“杨子适。”

“哪里人？”

“延平人。”

“年龄几何？”

“29岁。”

对方一问，杨峻德就一答。

“读过什么书？在哪工作？为何在厦门？这文件哪里来的？”

军警有点不耐烦，一连发问。

“长官，我原先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毕业后法院、学校都干过，后到南京、上海谋事，但一无所成，经济入不敷出^[16]。因此近来到厦门，靠祖传中医赚钱糊口。长官，我随时可以为你们看看病的。”杨峻德不慌不忙地说道。

“这文件呢？”那军警再问。

“那几张纸是我昨天在中山公园捡到的，觉得好奇，就收起来看看。不过现在上头抓得紧，怕你们发现惹事，就藏了起来。”

杨峻德边说边思量着，不管怎样，绝不能泄露党的秘密。

面对敌人的审问，杨峻德的答话简直天衣无缝。

几名军警听了私下不禁争论起来，有的认为杨峻德可能说的基本没错；有的认为就算杨峻德是共产党，至多也只是一名普通级别的地下党员。

与此同时，多名国民党军警将这天另外抓捕的李国珍、梁惠贞、郑裕德、林树根、李人发、李爱珠等人也纷纷投入国民党漳厦海军司令部监狱，分别隔离审讯。李国珍、梁惠贞、郑裕德、林树根等人均坚不吐实，各自按照事先的预案说明自己，一时间令这些凶残的反革命敌人无从找到深挖下去的口子。

当天下午，继续在厦门鼓浪屿公山路N字249号和鼓浪屿眼镜脚C字52号搜捕的军警，从隐蔽的地窖里翻出了油印机、钢板、刻笔、照相机、数百银圆，以及数箱福建省委的宣传材料和印刷品。

敌人如获至宝，立即动用刑具，连夜分别审问。

“说，你到底是谁？你们组织还有什么人？在哪里？”敌人恶毒的皮鞭一抡一抡，抽到杨峻德的身上，也往李国珍等人抽去。

“我说了，我只是个行医的。与他们不认识。”杨峻德似乎没感觉痛，依然平静地回答。

李国珍、梁惠贞、郑裕德、林树根等人也顽强顶住，敌人得不到任何新的信息。

遗憾的是，由于个别意志不坚定分子抵抗不住敌人连夜凶残的拷问和审讯，杨峻德、李国珍、梁惠贞等人的真实身份，被敌人从中一点一点抠出来。

到第二天，敌人已经探知，杨子适又名杨荣教、杨峻德，就是国民党厦门军警惊恐已久的原闽北特委书记，现福建省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李国珍是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梁惠贞、郑裕德、林树根等人均是共产党员，为省委机关工作。

信息一出，敌人欣喜若狂。厦门市公安局张锡杰自认为这次抓到“大鱼”了，立即一面呈文向国民党福建省府报告，一面严加追审。

“杨峻德秘书长，别哄我们了。只要你配合我们，不仅保你平安无事，升官发财都不是问题。我们张局长已经报告省府，中央不日也会过问。”第二天上午，一名主事的军警刚走进杨峻德的牢房就说道。

杨峻德闻言，意识到敌人已经完全掌握信息了。但是，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敌人的话只恍如“嗡嗡嗡”的蚊子叫。道。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好问的。”杨峻德不禁冷笑道。

“那当然得问，你可是我们的‘贵宾’。”这名军警继续说。话音刚落，又一个声音传来:“解开！给这位杨先生解开。请坐，请坐。”

原来张锡杰也进来试图劝降。

“杨先生，你这么有文化有名望的人，不到党国工作，真是可惜啊。相信你一定会迷途知返。”张锡杰假惺惺地说着。

杨峻德已经一天没吃没喝也没睡了，得知是国民党厦门公安局局长张锡杰来劝降，反而来了精神。

“张局长，要我投向你们？做梦！”

“看看这几年蒋介石、国民党都做了什么事！1927年你们反动大屠杀，杀了多少人。这几年国民党政府搞的什么狗屁政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卖国政策一箩筐！对内军阀混战，屠杀工农和共产党！经济社会凋敝，民不聊生！这样的国民党信得过，靠得住？本人深信共产主义，坚信只有领导贫民做共产奋斗^[17]，才是唯一的方向！”

杨峻德从容镇定，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目的。他的语速又极快，一番话说得义正词严，掷地有声。

“你，你……这个时候你还这样？”张锡杰被一顿抢白，一时间竟然无言以对。

“你们得到的东西，都是我组织搞的，与他们无关，我一人负责。”杨峻德继续说道。绝境之中，他还不忘主动揽责，帮助其他被捕的同志。

“要杀要剐，悉听尊便。要我说出组织，吐露半点信息，做不到！”杨峻德继续铿锵有力地说道。这声音，仿如一根根钢针，扎在张锡杰和在场的几个反动军警胸口。

敌人当然不肯就此罢休。

“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咯。”张锡杰抛下一句话，悻悻离去。

“啪啪啪！啪啪啪！”

皮鞭都快抽断了，杨峻德全身血肉模糊，仍然一声不吭。

“上拶刑，夹他手指。”一个军警恶狠狠喊道。

杨峻德十个手指被分别卡入竹棍之间，恶徒们立即拉紧绳索。

十指连心，一阵剧痛袭遍杨峻德全身，他痛昏了过去。

“浇醒他，浇醒他。”

“说不说，说不说？”敌人疯狂地吼道。

“机关组织秘密，同是党员，非有秘密关系，均不能认识。我既被捕，有罪尽我一人承担！”^[18]杨峻德被浇醒后，仍然微弱地说着，一会儿又昏了过去。

“阳光大道你不走，偏要走鬼门关。好，让你走鬼门关。”

“上老虎凳！”

这牢房，犹如人间地狱。这些恶徒，就是那地狱里的魔鬼。

“老杨，好样的，挺住。”隔壁传来声音，是李国珍、梁惠贞等人的慰问。

一会儿，又是一阵《国际歌》的歌声飘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杨峻德隐隐听到这歌声，心中泛起一丝快慰。

李大钊、毛泽东、江禹烈、刘葆彝、方尔灏、徐琛、徐履峻、陈耿，这些同志的音容笑貌，在他脑海中逐一闪现。他们当中，有的已经牺牲了，有的仍然在顽强奋斗。

杨峻德笑了，闭着眼真真切切地笑了。为共产主义牺牲，是一种光荣。而今，该轮到他牺牲了，值！

“这家伙还笑，把老虎凳上去。”恶魔们继续行凶。

“咕咕”声中，杨峻德的一条腿被掰断了。

杨峻德已经极度虚弱了，他仿佛忘记了痛感，继续缓缓说道:“（你们）任意屠杀也杀不了的……继我而起者，尚复大有其人……现我应如何处决，请从……从速就是！”^[19]

这声音，已是极微弱，但如同晴天一声惊雷，劈得这些穷凶极恶的恶徒们惊恐不已！

共产党人难道都是钢铁做的，是什么力量让他们这么顽强？

敌人百思不得其解，对杨峻德已经束手无策。

对于其他被捕的相关人员，敌人也连日加紧审讯，以图尽快结案，生怕再发生厦门劫狱之事。

最终，国民党厦门当局同样没从李国珍、梁惠贞、郑裕德、林树根口中得到任何信息。凶残的敌人于4月30日深夜，将这四位共产党员秘密杀害。

四位烈士就义时十分英勇。据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宣传部主办的1931年8月1日出版的专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那一天夜间2时，公安局以提审为名，将四位同志由狱中押出，便押上汽车开往禾山，沿途戒严，布满军警。四同志在车上高唱《国际歌》，大喊革命口号。李国珍同志对车上押送的士兵作沉痛的演说，听者受了极大的感动，甚至流下泪来。在这样悲壮淋漓、慷慨激昂的紧张空气中，终于冲破了夜里的黑暗、沉寂、恐怖，暴露了国民党军阀的残酷面孔，显示了我们英勇战士的牺牲精神。

……

林树根同志利用这二十分钟宝贵的时间，向驻禾山的士兵兄弟们作了一篇动人的讲演。他说，为了解除自己的痛苦，为了解放千千万万被压迫的群众，不得不起来革命。我们现在就要死了，但我们的精神是很快乐的，因为我们的血是为千千方万的群众而流的，我们所流的血是被压迫群众将来解放的代价，这样的牺牲是很值得的！

林同志说完这篇话后，接着问梁惠贞同志道:“你现在是不是很快乐呢？”梁同志说:“是的，我的热血是在沸腾，我的精神是在紧张，我二年来都是在病中呻吟，只有今天是最痛快的一天，我的爱人对我说过:痛快才是人生。死也要痛快的死，为着信仰而牺牲，是如愿以偿了。”梁同志这样回答之后，便哈哈大笑起来。

唉！这是最后的欢笑，血红的欢笑，在我们欢笑中，伴着“啪！啪！”的枪声，四同志便与我们永别了！^[20]

除李国珍等四位牺牲外，其他几位被捕人员，或者被判以五到八年的有期徒刑，或者因为不明杨峻德及福建省委机关的工作内容，实在没有介入共产党事务，被释放出来。

“三·二五”事件发生后，福建代理省委书记王海萍急速电报中央，并与原省委书记罗明联系，请求帮助解决。中央决定，暂不恢复省委机构，先行设立福州、厦门两个中心市委，分别领导福州、闽东、闽中和闽南白区工作。由于敌人深恐再生劫狱，防备十分严密，厦门地下党组织上也很难营救。其间，王海萍在写给罗明的信中写道:

这是很悲痛的事件，亦是很大的损失。

一批忠实的同伴如此离开了，在艰苦工作过程中，不能再见他们了，明兄我哭了！

自然我绝不怕困难的，不因此悲痛消极，只有再接再厉的前进，为同伴们算个总账。^[21]

这封信也可以看出，杨峻德等人在白区的工作是何其艰难，地下党员同志们的信念是何其坚定！

至于杨峻德，被敌人如此摧残仍然意志坚定，信念不改。李国珍等同志牺牲后，杨峻德早已决心追随他们而去。

对于杨峻德这样一位共产党员高级干部，国民党最高当局并不死心，他们秘密把杨峻德押到南京，继续对他施以种种威逼利诱的手段。

无疑，面对信念和意志坚如磐石的杨峻德，敌人又失败了。

“事已至此，唯有牺牲能慰我心！我们的孩子，一定能享受共产主义的胜利果实！”

告别前，杨峻德轻松地对着每一位狱友说道。

他抬头向着蓝天，仿佛看到了妻子范钦章和从未见面的儿子，他们在斧头镰刀的旗帜下欢快地蹦着，跳着，奔跑，嬉戏……

未来是多么的美好啊！杨峻德心中一片遐想。

1931年5月23日，恼羞成怒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终于下达命令，将杨峻德押到南京雨花台刑场，于是有了本书开篇引言中的一幕。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处关于杨峻德烈士遗物的档案记录（易向农采集提供）

杨峻德——这位来自福建的“建瓯之子”，这位为共产主义奉献短暂一生的忠诚战士，终于以自己的鲜血浇灌着他深爱的这片土地，浇灌着可爱的中国，实践了他为党为革命“牺牲奋斗”的豪迈而壮丽的誓言。

[1]邱泮林（1907—1938），又名邱焕名，广东大埔人，中共党员，1938年病逝。 

[2]《邱泮林给福建省委的信》，1930年8月，《闽北党史文献（第一集）》。 

[3]《杨峻德》，冯奇撰稿，《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三卷》。 

[4]《邱泮林给福建省委的信》，1930年8月，《闽北党史文献（第一集）》。 

[5]《闽北巡视报告》，1930年10月，《闽北党史文献（第一集）》。 

[6]见《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组织史资料（1926年2月—1987年12月）》。 

[7]见《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组织史资料（1926年2月—1987年12月）》。 

[8]见《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组织史资料（1926年2月—1987年12月）》。 

[9]《罗明同志给中央组织部信——关于分配干部问题》，1931年4月，《闽北党史文献（第二集）》。 

[10]《陈果夫请严防厦门共党活动》，1930年。 

[11]李国珍（1902—1931），广东省海丰县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 

[12]王海萍（1904—1932），海南海口人，1927—1932年曾任闽南临时特委委员、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闽西特委书记、省军委书记、省委书记等职，革命烈士。 

[13]参见《杨峻德》，冯奇撰稿，《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三卷》。 

[14]见《摘自伪厦门市公安局破获鼓浪屿共产党省委机关经过情形（1931年3月—5月）》。 

[15]《中共福建省委致中央信——省委机关破坏、决定省委机关迁福州》，1931年3月27日，《厦门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选编》。 

[16]见《摘自伪厦门市公安局破获鼓浪屿共产党省委机关经过情形（1931年3月—5月）》。 

[17]杨峻德狱中原话，见《摘自伪厦门市公安局破获鼓浪屿共产党省委机关经过情形（1931年3月—5月）》。 

[18]杨峻德狱中原话，见《摘自伪厦门市公安局破获鼓浪屿共产党省委机关经过情形（1931年3月—5月）》。 

[19]杨峻德狱中原话，见《摘自伪厦门市公安局破获鼓浪屿共产党省委机关经过情形（1931年3月—5月）》。 

[20]转引自《李国珍烈士传略（初稿）》，连尹撰稿。 

[21]王海萍：《中央转罗明同志信》，193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