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底，葛越溪参加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会议后，经福州回到建瓯，重新建立了中共建瓯县委。最初由季康任书记，后葛越溪任书记，委员有季康、彭信、黄育三、张绍祥等人，县委机关设在蔡攀一家中。

葛越溪到建瓯不久就爆发了上屯暴动，建瓯、崇安、延平一带的农民斗争热情高涨，个个摩拳擦掌。为统一领导闽北党组织，1928年初，葛越溪等在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情况下，在建瓯自行建立中共建（瓯）崇（安）特委，准备再发动几次农民武装暴动。结果由于当地军阀卢兴明的镇压，1928年4月，陈金寿惨死狱中，上屯暴动遭到严重打击。在此情况下，葛越溪领导的建安特委和建瓯县委打算利用农民群众的复仇心理，趁势进行新的暴动。但由于领导者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决策产生错误，加之卢兴明部的持续残酷镇压，新的暴动尚未开始就流产了，建瓯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

对此，葛越溪认为，暴动失败是由于“走漏了风声”。他在晚年的回忆中写道：

当时我对敌我力量的估计是，可集中的农民有2000多，总工会工人有1000多，总共有3000多人，其中1000是骨干。而卢部驻扎在县城内的只有二三百人，多是抽大烟的。我们比他们强，虽是徒手，但我们预先有组织，必能夺得一些枪支，继后再占领县城。

由于走漏风声，在开会的前一天卢兴明即派兵包围农协会，将陈金寿尸体抢走，并抓走农会负责人黄育三等，继而卢兴明扩大抓人并搜捕负责人员，县城已不安全，我秘密转移到吉阳玉溪，很多干部也都转移到这里，由于人多，又转移到巧溪村。

正如葛越溪对敌方力量估计那样，当时卢兴明部的兵力确实不多。卢兴明旅下辖仅两个团，第七团团长叶兴全所部驻崇安县，防守福建的北大门；第八团团长张兴隆所部驻守建阳、建瓯两地。此时卢兴明本部驻守建瓯的兵力仅300人左右，形势对我十分有利。可惜事与愿违，武装暴动的枪声没打响，县委就全线清退了。葛越溪认为是走漏风声，至于怎样走漏，他没有讲。

而此时建瓯县委的另一个领导人潘作民在回忆材料里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回忆中说道：

这时，农民协会委员陈金寿被卢兴明抓走，死在监狱，农民非常气愤。葛越溪、潘作民、季永绥、翁树年和蔡攀一等五人在蔡攀一家里研究这个事情，原想利用下堡村农民进城抬陈金寿的棺材回去时举行暴动，后觉得条件不成熟：一是下堡没有党员，更没有党的核心组织；二是负责联系的党员组织能力较差，怕暴动后抓不住，后来就决定改为利用下堡农民进城迎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扩大影响。于是党发动县总工会、农民协会、学联会、妇女会等组织张贴红红绿绿的标语。这时卢兴明旅部的参谋主任路过鼓楼，看到一张“陈金寿烈士精神不死”的标语。这人一想，你们要陈金寿精神不死，不就要我们死吗？于是将县总工会、农协会负责的黄育三等四人抓起来。这个消息传开，大家都逃走了。

黄育三等农会骨干被抓后，农民队伍人心离散，随即建瓯县总工会、农协会等被强行封闭，停止活动。建瓯原有的暴动计划完全流产。

对此，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认为，失败的原因除了反革命力量比较强大，另一个就是葛越溪和建瓯县委组织不力，对时局认识不清，没有真正有力组织领导农民队伍果断出击，而是大搞什么贴标语喊口号闹游行，结果被敌人发觉后，先下手破坏了。这一点，在葛越溪、潘作民的回忆中也可以分析判断出来。

事实上，1928年春夏间，党中央曾两次指示闽北和临时省委，要求取消中共建安特委，认为“归省委直辖比较归特委指挥可以得到更正确指导”。但葛越溪和建安特委均未收到指示，故而组织上也没做有力整顿。上屯暴动的失败和建瓯党组织、工会、农会遭到破坏，引起福建临时省委的震动。4月中下旬起，福建临时省委就特派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昭礼到崇安、建瓯一带巡视工作。陈昭礼在巡视考察后，批评建安特委的工作，指出建瓯县委对农民斗争领导不力是斗争工作中的缺陷，强调必须离开旧农会，在农运工作中打出党的旗帜，同时加强斗争性，注意捕捉战机。

对于陈昭礼的批评，建瓯特委和建瓯县委领导人葛越溪等人十分不服气。同年8月，葛越溪等赴上海找党中央申诉，并宣布与临时省委脱离关系，后因未找到中央而滞留上海，从此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抗日战争期间，葛越溪在福州设行经商。抗日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准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向省提名葛越溪为建瓯县国大代表候选人，葛越溪因此回建瓯参加竞选，任建瓯县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曾赴南京出席国民大会。1949年福州解放后葛越溪旅居香港，1984年自香港回福州定居，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89年病卒。

而另一位建瓯党组织的领导人潘作民，也因为这次建瓯暴动的流产，心生恐惧与失意，脱离了党组织。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潘作民曾参与建瓯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并充任“七七剧团”演员，登台演出。1940年间，潘作民一度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南平督察专员公署任职。建瓯解放后，潘作民在1951年镇反中被判刑改造，其后在狱中病逝。

历史从来大浪淘沙。葛越溪、潘作民，这两位曾经和杨峻德一起参与创建建瓯和闽北党组织的负责人，或者因遭到临时省委的批评一气之下奔走异地，或者因对革命的前途失去了信仰信念信心，最终脱离了党组织。对此，于革命事业而言很有损失，于个人而言未能修成革命正果，不能不说引为至憾。

暴动的流产和建瓯党组织的破坏，不仅震动了福建临时省委，也让在福州工作的杨峻德非常痛心。特别是葛越溪、潘作民这两位与杨峻德一起学习、成长和革命的战友，最终和党组织不辞而别，与一直坚持革命的杨峻德分道扬镳，这让杨峻德十分痛惜。

在福州的寓所里，杨峻德心情复杂，一遍一遍地写着“牺牲奋斗”四个大字。恩师李大钊曾经亲口告诉过他，“牺牲奋斗”是革命成功所必须的。李大钊已经在1927年4月牺牲于反革命的绞索，很多同志也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而今身边的战友又离革命队伍而去。怎么办？杨峻德写字立誓明志，唯有“牺牲奋斗”，革命到底。

与建瓯方面相比，崇安党组织在徐履峻的领导下，虚心接受了陈昭礼和临时省委的批评。在此前后，从赣东北来的一批采茶造纸工人，带来了1928年初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的弋阳、横峰武装暴动的消息，纷纷说起全民“平债分田分地”，鼓舞了闽北党群进行抗租抗债斗争，影响日大。福建省委及时指示闽北党组织，采用“弋横暴动”的经验，积极布置起义响应。在省委的指导下，崇安县委领导成员深入东乡、北乡等地开展工作。经过党组织的细致工作，崇安农运斗争因此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28年6月，崇安县委先后在北乡的黄龙岩、高洋召开武装暴动准备会议，布置扩大民众组织，筹款添置武器，训练农民武装等工作。7月下旬，徐履峻以教书为名到东乡上梅一带筹划暴动。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在群众中宣传平田废债，反对日商压迫等革命道理。经过秘密串联，在上梅建立了党的支部，领导农民投入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抗粮的“五抗”斗争。并以“防匪”为名，建立革命武装。发动农民筹集资金，捐献铜铁，派人到江西等地买来马腿（土枪）、九节鞭（土炮）和炸药，集中各村铁匠打制土炸弹、梭镖和先锋刀，每家每户都准备了武器。

9月28日，上梅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首先举行暴动。徐履峻率领20余名精壮的民众队队员，捣毁日本买办牛焕书松木厂办事处，缴获手枪一支，并将松木厂经理陈兴盛押到圩场交群众斗争。10月2日，徐履峻在上梅召开东路民众代表大会庆祝暴动胜利，参加农民达4000余人。徐履峻在大会上宣布了暴动纲领，号召“工农群众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废除反动联首、地保制度，实行平田废债”，并宣布成立“民众局”为暴动最高权力机构。几天之内，农民暴动风潮波及崇（安）浦（城）大地，各地农民揭竿而起，声势浩大。警察所被捣毁，恶霸捐棍被捉拿，反动民团被缴枪，农民们分浮财、毁债单、烧地契，猛烈地冲击着农村封建势力。暴动中产生的民众局，为崇安县苏维埃政府的雏形。民众局设局长，下设组织、宣传、军事、劳工等7个部，局长由徐履峻担任。民众局在各乡设执行委员，负责基层工作。不脱产的农民武装民众队，则是革命军队的雏形。暴动区域以上梅为中心，很快由崇安扩展到浦城边境，共有500多个村庄。

上梅等地暴动的枪声，震惊了崇安和闽北反动军政当局。10月23日，敌卢兴邦一个团和驻浦城的吴鼎元部，配合反动民团近千人，向上梅等地进攻。徐履峻率领上梅民众队英勇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但敌人异常凶残，纵火焚烧了20余个村庄，大批民众队员和农民群众惨遭杀害。在严峻的形势下，一些投机分子开始动摇，潜伏的反革命分子阴谋复辟。北路暴动领导人安少亮为豪绅金钱收买，私自将缉捕的十几名反动豪绅释放。10月30日，被释放的反动土豪带领军队、民团，偷袭设在上梅后坜的民众局机关。其间，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农民途中反水，徐履峻被困后英勇牺牲，历经30天的农民暴动受到很大的挫折。

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致信福建省委，对崇安暴动后的斗争任务作了重要指示：“一、积极恢复党的组织，健全支部；二、继续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三、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并且与当地农民的实际要求密切联系起来；四、揭露反革命分子勾结豪绅的罪恶；五、极力扩大群众组织。”

中共福建省委也发出《告崇安同志书》，并派省委候补委员、福州市委书记杨峻德（杨适）到闽北重建崇安县委，领导工农运动。

杨峻德是在1928年8月底在参加厦门召开的全省紧急代表会议（即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福建省委候补委员的。1928年4月，中央指定罗明等3人为福建出席“六大”的代表，他们随即离闽前往莫斯科，临时省委书记由陈祖康代理。6月，陈祖康投敌叛变，福建党组织处在危机之中。临时省委因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刘乾初回厦门主持省委工作，并派赵亦松

为代表去中央告急。中央（留守）听到福建代表的汇报后，立即派郑超麟为中央特派员来闽帮助党组织应付危机。郑超麟于中旬到达厦门，将福建党内同志提出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以解决党的组织问题的要求报告中央。此时“六大”已经开过，中央根据《“六大”的指示电》的精神，于8月下旬发出《关于党在福建工作的策略指示信》，致郑超麟转告福建省委。指示信提出：“福建工作目前应以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改造党的组织为中心任务”，强调农村工作须注意从日常的部分的口号领导小的斗争（抗捐抗租等）以发展农村和赤卫队组织，从日常斗争中提高农民的政治意识，反对盲动主义；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自身的武装由群众自身运用而起来的斗争，严厉禁止脱离群众的流寇行动或者以军事为主而群众为附和的军事投机。为了传达贯彻中央的指示，研究福建今后的工作方针，着重解决陈祖康叛变之后福建党组织存在的问题，福建临时省委拟正式成立省委机构。1928年8月26日至27日，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在厦门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央巡视员郑超麟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对福建党的工作的批评及希望”的指示精神，检查总结了临时省委成立以来的工作，分析了各地暴动的情况，认为“我们的党必须发动暴动区域内广大群众普遍并深入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城市工人的斗争，准备各种革命势力及各地革命运动相配合相适应的条件，纠正农民落后的意识和盲动的倾向”。

这次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福建省委，会议选举并经中央批准的省委委员为刘乾初、陈昭礼、谢汉秋、陈真仔、林香仔等5人，候补委员为杨适（即杨峻德）、罗明、张鼎丞、王海萍、徐履峻等5人，由刘乾初任福建省委书记。

郑超麟是这次会议亲历者，与中共福建“一大”有着特殊关系。1992年9月和1995年10月，年逾九旬的郑超麟曾两次接受采访，谈到杨峻德时他是这样说的：“各地代表来了，福州来的是陈昭礼，建瓯来的是杨峻德，漳州、厦门何人作代表，我不记得。”“杨峻德（具体）情况不详，我保留的印象是他很能干，很会说话。”

仅三天的见面，时隔60多年，郑超麟仍然记得这个既能干又能说的杨峻德，对杨峻德革命人生是一个很好的注释。

杨峻德出席福建省党的“一大”后，旋即回福州传达会议精神，同时也一直关注着闽北乃至全省的武装暴动情况。此间，福建省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先后爆发龙岩后田暴动、平和暴动、上杭蛟洋暴动、永定暴动和崇安的上梅暴动。

上梅暴动失利后，根据省委的指示，杨峻德于1928年11月下旬几经周折到达崇安。为安全起见，他已秘密对外改名，常常以杨适、杨实和杨敏之（芝）等名字出现。

11月的武夷山区，天气渐渐寒冷，杨峻德戴着一顶棉纱帽子，脚穿草鞋，手握柴刀，完全一副当地山民的打扮。他翻过一座座山岭，来到崇安第一次暴动策源地上梅。杨峻德首先找到崇安党组织另一位负责人陈耿，通过他对上梅暴动和徐履峻牺牲情况作一个整体的了解。然后通过陈耿，把崇安原有党员召集起来，重新建立了中共崇安县委，由陈耿任县委书记，并决定重新建立一支脱产的民众武装力量。

12月15日，杨峻德、陈耿在崇安梅岭北坡的燕子岩村召开各乡党员代表大会，崇安县委主要负责人、各乡农运领导人共20余位同志参加。会议就第一次暴动失败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宣传党的土地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与民众会，建立脱产的民众队武装，以及再次举行武装暴动的任务。

“同志们，上一次暴动失败了，我也有责任。徐履峻同志的血不能白流，革命是要到底的，我们要复仇。”崇安县委书记陈耿性烈如火，第一个作革命表态。

“对，我们必须复仇。”

“一定要活捉唐锡贯。”

会堂一时间沸腾了，与会同志纷纷表态。

“省委十分重视下一步行动，特派杨适同志来指导工作。下面请杨适同志作指示。”陈耿继续说。

“同志们，请静一静。”杨峻德立即起身，示意各位静下来。

“同志们，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这次省委派我来，就是要求一定要争取暴动胜利。”

“总结我省各地的暴动，最关键的就是三条：一是必须党员和农会负责人有担当，不怕死；二是正确估计敌我的武装力量；三是计划妥当，中途不出岔子。”

“刚才，我们作了周密部署，大家都表了态，相信同志们一定说到做到。我本人也一定与大家同生共死。”

杨峻德表情严肃，说到同生共死，手中的一根小木棒都被他掰断了。

“倒酒来！”陈耿趁势一声大喊。几位伙计立马摆开大碗，倒上当地出产的黄华山烈酒。

这是陈耿为了进一步加强革命纪律，按照本地风俗在行动前饮血酒的一种做法。他叫人现场宰杀了一只雄鸡。鲜红鸡血滴入每一个酒碗。

杨峻德、陈耿和各位同志端上酒碗庄严宣誓：

“生同生，死同死，如有反意，子弹穿心。”

这誓言，像巨雷一样在燕子岩上空滚动。

12月18日清晨，陈耿带了二十七八个民众队队员潜伏到下梅，上午10点左右，民众队员冲进恶霸唐锡贯家，活捉了唐锡贯。接着，陈耿带领队伍驻扎在上梅坪畬村的岩山顶，捉土豪，打捐棍。新的暴动初战告捷，民众武装又迅速壮大了。

燕子岩会议后，杨峻德主动提出，到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崇安小北一带发动群众。通过陈耿介绍，杨峻德联系了当地农协的黄朝栋、黄天保、李华、李义荣等几个骨干，商量在黄朝栋家开会。

“杨委员，上次暴动失利，我们不心甘啊！”

“徐履峻书记死得好苦，我们个个都想替他报仇。”

黄朝栋等人一起围坐在杨峻德身边说起来。

“我们的革命是三起三落的。我们不要怕失败，有失败就有胜利，我们不要怕。”杨峻德说道。

“我们不怕的。”众人说道，“有杨委员，我们更有主心骨了，你带我们干一场大的。”

“是的。敌人貌似强大，其实更怕我们。敌人的城墙是用泥土做的，我们的城墙是人做的。我们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我们的队伍不怕苦、不怕死，敌人一定会完蛋。”杨峻德浅显形象的语言，让这些农会骨干很受鼓舞。

在杨峻德的宣传鼓动下，小北方面很快拉起100多人的队伍。其中，横坑队拉起了40余人的队伍，有快枪一支，土枪土炮十余支，梭镖若干，队长占洪元；出泉头队拉起了50余人的队伍，没有快枪，有土枪土炮20余杆，梭镖大刀人手一把，队长左端尧；另有其他革命分子十几人，由杨峻德亲自带队。

队伍拉起后，杨峻德加紧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发挥集体智慧试制各种土枪土炮。特别是试制了一种叫“挨丝炮”的土地雷，埋在一些山冲要道上，威力不小。此后的崇安岩山后兵工厂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后来，建瓯、松溪、政和一带的民众会还常派人来此学习制造枪炮的技术。据松溪县《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农民暴动》专文叙述：“这个造枪厂设在一条深山沟里，有打铁匠、铸工，做马蹄枪、手雷等武器，真是热闹非凡。在那里，松溪民众会的同志还趁便将带去的上铳改装成土枪。”这个颇具规模的土枪土炮制造所，实际上就是闽北兵工厂的雏形，成为闽北兵工厂的摇篮。

1929年1月下旬，总暴动的时机成熟了。杨峻德、陈耿、徐福元、左诗赞等，分别在崇安的东、西、北部，浦城县的西部，建阳县的北部以及江西铅山南部等，同时发动暴动。纵横100多里地的近万名农民和工人揭竿而起，像潮水一般攻村占镇、围攻县城，捕杀恶霸土豪，推翻各村镇的反动政权。

1月25日，上梅民众队万余人北上攻取首阳村，捕获曾引敌袭击后坜民众局、屠杀徐履峻的反革命分子杨守纪。29日，崇安、埔城农民在上梅下屯村，举行第二次暴动大会。大会沉痛追悼了徐履峻烈士，处决了恶霸联首唐锡贯和反动分子杨守纪。杨峻德和陈耿分别在大会发言，号召工农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不交租、不还债，建立苏维埃政府。场上群情振奋，口号震天。兴高采烈的崇安农民，唱起了心中的歌：

中国有个共产党，不交租来不还粮，

你们说好呀不好，哎哟哎哟，

你们说好呀不好，哎哟哎哟。

中国有个蒋介石，他是卖国贼，

把我国又来卖了，哎哟哎哟，

把我国又来卖了，哎哟哎哟。

国民军阀不要做，半夜三更做走狗，

这种事没做头，哎哟哎哟，

这种事没做头，哎哟哎哟。

背起包袱，扛起枪呀，

我兄弟要坐天下，哎哟哎哟，

我兄弟要坐天下，哎哟哎哟。

趁着民众队高昂的士气和群众饱满的革命热情，1929年2月，杨峻德和陈耿决定，组织东乡、南乡2000余名民众队队员到上梅和南树下集中，分两路攻打五夫重镇。

五夫镇是崇安东乡最大的一个集镇，驻扎有很多民团。2月12日，杨峻德、陈耿亲自率领民众进攻五夫。在民众队英勇战斗下，十分顺利地攻了进去，民团被打跑了，五夫镇被占领了。此时天下起了大雨，民众队队员衣服被淋湿了，土枪土炮的火药也被淋湿了，大家肚子也饿了，于是齐聚地主家杀猪煮饭吃。

谁知，被打退的民团紧急请求卢兴邦部支援，卢兴邦当下调动一个团的兵力，和地方民团一起疯狂反扑。民众队虽然英勇作战，但土枪土炮无法发挥威力，使这次战斗遭到了失败，民众队损失了约200人，先烈们的鲜血染红了土地。

军阀卢兴邦并不就此收手，继续派所部一团并纠集地方民团，在全县范围开展大规模的“清乡”行动，重点进攻农民暴动中心区域。“敌军每次占一地，都大肆烧杀抢掠，搜捕民众队领导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全县。”

在严峻的形势下，杨峻德和崇安县委及时总结各地斗争经验和暴动失败教训，决定让出村庄，开展游击战争，以保持革命力量，发展更大地区的农民斗争。其中，崇安西乡民众队400多人，在徐福元等人率领下，从长涧源出发，经温岭关，翻越武夷山，打出外线，有力地打击了驻守在这一带的国民党军警，并在温岭关捉土豪筹款，解决给养。继后，陈耿又在铅山的乌石村伏击“盐勇”，缴获了一批食盐和枪支。各路民众队在杨峻德等人的指挥下，背靠群众，依托山林，积极寻找战机，打击入侵之敌。由于事先布置，反动民团饱受“挨丝炮”之苦。民众队越战越强，闽北崇安一带的暴动区域日趋巩固，与闽西的革命斗争遥相呼应。一时间武夷山下红旗漫卷，革命气氛空前高涨。

1930年初，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一部分从古田出发，向北经连城以东的古田、宁化、清流、归化等地，越过武夷山到江西去。在这次行军途中，毛泽东看到闽西、闽北一带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不禁豪情满怀，写下了优美的革命诗词《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