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峻德虽然没有全程指导和参与上屯暴动，却是上屯烽火的点火人和发起者。1927年8月，陈昭礼在建瓯秘密成立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时，杨峻德离开上屯参加了会议。随后，鉴于中央指示要求党的力量逐渐向福州发展，葛越溪受命到福州，任中共闽北临委福州办事处书记。

葛越溪秘密返榕后，找到了原福州地委组织部部长陈应中（又名陈兴钟）的哥哥陈兴雨，住在陈兴雨家。此时，陈应中还被关押在国民党福州的监狱里，陈应中的家人和有关方面正在设法营救，原福州地委负责同志方尔灏、徐琛、余哲贞等人已经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福州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各项工作很难开展。

葛越溪通过多种途径，秘密联系上苏建维、陈炳等十余名原福州党组织成员，与苏建维在福州南门外一个乡村组织了一个党小组。

这个党小组人员名单原由陈兴雨保管，然而，这时发生了意外。一天，陈兴雨带着这份名单，叫了一辆人力车，便去找其中几名党员联络工作。突然，他发现路道前面不远处，数名国民党士兵设置了路障，正在挨个搜查过往行人。

情况异常危急，一旦名单被敌人方搜到，后果不堪设想。陈兴雨当即把名单往人力车坐垫缝隙中一塞，然后叫停人力车，示意自己有事提前下车。

望着远处的人力车，陈兴雨本人安全了。事后他试图去追寻这辆人力车和那份名单，却再也找不到了。

陈兴雨十分懊悔、自责，更不敢再见葛越溪等人，一时间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陈炳知道情况后，深恐这份名单落入敌手，立即报告了葛越溪。葛越溪深感事态严重，为了不影响他人，造成混乱，当即报告闽北临委，秘密开除陈兴雨党籍。同时写信给杨峻德，请杨峻德速来福州协助工作。葛越溪还将这个情况秘密告诉尚在监狱的陈应中，陈应中同意了他的做法，要他仍然住在陈兴雨家中。

尚在建瓯工作的杨峻德，这时共产党员的身份渐渐暴露出来。建瓯的国民党右派和何麓崐部下令全城通缉他。

杨峻德无所畏惧，先后在吉阳、上屯、下堡、川石等乡村秘密开展工作。接到葛越溪来信，他决定绕道吉阳与家人告别后再去福州。

1927盛夏的一个深夜，月亮悄悄隐没在云层之中，几丝清风缓缓褪去了苦夏的暑热。

“咚咚咚！咚咚咚！”杨峻德家门前响起有节奏的敲门声。

“谁呀？这么晚了敲门。”

“是我，钦章。”

杨峻德听见是妻子范钦章的声音，赶紧压低声音回应道。

门儿很快吱呀一声开了，范钦章挺着大肚子出现在杨峻德面前。她已经有7个月的身孕了。

杨峻德快速关上门，搀扶着范钦章往里屋走。

“哇，肚子这么大了，我要做爸爸咯！”杨峻德一阵欢喜，兴奋地小声说道，“好快啊，上次见时还只是微微隆起一点点。”

“上次是多久了？你已经四个月没回家了。”范钦章不禁嗔怪自己的丈夫。

“钦章，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孩子。”杨峻德一时语塞。

“啊，峻德回来了。”

“阿宽，你没事吧？”

两人的说话声，把杨峻德的母亲和哥哥嫂嫂等人都惊醒了。

“没事，没事。阿妈好吧，哥哥嫂嫂好。”杨峻德赶紧说，一边打手势要家人小声说话。

“饿坏了吧，我煮几个蛋给你吃。”嫂嫂说完就往厨房忙去。

“不要，嫂嫂，剩饭、光饼就行，不要热，不要生火了。”杨峻德再次谨慎地说。

“峻德，你究竟犯啥事了，上头到处抓你。”

“阿宽啊，你不是在法院工作得好好的吗，怎么四处跑啊，咱不跑其他行不？”

“孩子都快出生了，你还在外面东躲西藏，让我们全家担惊受怕。”

亲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杨峻德心中五味杂陈。

“上头说，只要你在什么报纸上登个什么文告，离开共产党，啥事都没有。”哥哥再次说。

“不行啊，哥哥。这事儿你不懂。阿妈，孩儿不孝，无法照顾您，对不住您啊。”面对亲人们的要求，杨峻德只是摇头，不能答应。

看着范钦章硕大的孕肚，杨峻德突然想起什么，在怀里掏了掏，掏出两套小娃儿的衣服来。

“这是我托一位农友赶圩时买的，给咱孩子的，好看不？”

“好看，很好看。”范钦章眼泪汪汪地说道，“峻德，能不走吗？为了孩子。”

“不行啊，钦章，你我两家都是穷苦人，祖祖辈辈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现在去，是为穷人打天下，将来孩子长大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就不再受苦了。”

杨峻德一手拥着妻子的肩膀，一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肚子，他似乎感觉到孩子的呼唤。

“孩子出生后，若是男孩，可取名‘宏农’，做农民也应有宏大的抱负；要是个女孩，也要好好养大，告诉她父辈的苦楚，做勤快有用的人。现在敌人非常狠毒，我们有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也许，将来我也牺牲了，就告诉孩子，他爸爸是一个好人，是为咱穷苦人的。”

杨峻德的话，像是革命的箴言，又似内心的告白，在夜深人静的陋室里格外触动人的情绪。

家人们泪流满面，他们知道，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阻止这个男人去战斗了。

时辰不早，杨峻德接过嫂嫂包好的几个光饼，提起一盏小风灯，趁着月黑风急，消失在夜幕之中。他一路疾行赶到丰乐，与在此等候多时的堂弟杨克明一起，上了一条南下福州的小木船。

此后，杨峻德再也没有回过家。没有人想到，他这次和家人的告别，竟是生死诀别。

8月底，杨峻德和杨克明顺利抵榕，联系上葛越溪后，一同住在陈兴雨家。葛越溪简要介绍了福州党组织的情况和困境，和杨峻德一起探讨了下一步工作思路。

不过几个人在陈兴雨家才住几天，杨峻德就察觉出异常。

“越溪，前段挑货郎有没有经常来这里卖货？还有，家门口有没有那个修鞋匠？”

“真的，好像没有啊。我看看。”

杨峻德一说，葛越溪赶紧微微掀开窗帘往外看。

这一看，马上发现了问题，陈兴雨家门前的修鞋匠葛越溪之前从未见过，而那个挑货郎在巷子里来回走动，却根本不招揽顾客。

“有情况！”杨峻德和葛越溪当机立断，立即收拾好东西，从陈兴雨家后门相继离开。

原来，陈应中被捕后，一直坚不吐实，敌人无从突破。陈应中的家人也利用各种关系设法营救陈应中。

但是几个国民党的顽固分子不甘心，觉得既然从陈应中处得不到，就改变策略从陈应中的家庭着手，于是在陈应中家（也即他的哥哥陈兴雨家）布置了暗哨。

葛、杨等人离开第二天，几个暗探就闯入陈兴雨家搜查，幸得陈兴雨父母亲从中周旋，说前段有两个人原先和陈兴雨一起做生意，结果逆子陈兴雨拿钱不辞而别，急得那两人找上门来。现在儿子陈兴雨也找不到，两个人骂骂咧咧走了。陈兴雨父母还说希望警察赶紧把儿子找回来，可别有个三长两短的。

如此一说，几个暗探也只好作罢。

再说杨峻德、葛越溪离开陈兴雨家后，又在福州北门一处民居租下几间房住下来，此处相对安全。此前陈兴雨虽然遗失了名单，但名单没有落入敌手。杨峻德通过已知的几名原福州地委党员提供的信息，滚动联络，把那份名单上的共产党员基本联系和组织起来，加上新入党的一批党员，使新的福州党组织达到20人。9月，闽北临委书记陈昭礼也由建瓯来到福州，与杨峻德、葛越溪等汇合共同开展工作。

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形势开始从低潮中奋起。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2月爆发的广州起义，都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特别是南昌起义，对福建的影响十分巨大。福建党组织获知起义军撤离南昌并向赣南进军的消息后，闽南特委马上派宣传部部长罗明赶赴闽西，争取与起义军取得联系，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所属各地发布通告，“预备响应”南昌起义军，并派人到起义军可能路经的地方，布置当地党组织“组织暴动”，以响应叶、贺的军事行动。闽西各地的党组织也积极行动起来，做好迎接起义军的工作。

9月，起义军长驱直入长汀城，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等在汀州召开军事会议。起义军入闽后，组织了宣传队上街演讲，张贴起义军告示和革命委员会布告，“革命者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等标语贴遍街头巷尾。起义军召开群众大会，严惩了一批土豪劣绅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解散、封闭的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各地工人的罢工、农民反抗苛捐杂税的斗争也闻风而起。

为了促进福建的革命运动，起义军每到一地都及时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精神传达给各地党组织和广大群众，并派员进行建党工作。周恩来和朱德还接见了汀州的全体党员、闽南特委宣传部部长罗明等，向他们讲了南昌起义的经过和伟大意义，并指示部队留下五六十条枪，要他们组织武装斗争。

南昌起义军入闽，给福建播下了武装斗争、农民暴动的火种，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产生了良好影响。福建各地工农运动逐渐恢复起来，党组织队伍逐渐壮大。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统一全省党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闽南闽北应即合并组织一临时省委”的决定，闽南临委邀请闽北临委负责人于1927年11月21日在厦门召开联席会议，筹备召开各县负责同志联席会议，拟组建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昭礼、葛越溪、潘作民被推举为大会筹备委员，经过三次会议，决定于12月在漳州举行。

12月5日，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明、陈昭礼、罗明、林熙盛、王海萍、蔡珊、李联星、葛越溪、陈祖康等9人为临时省委执行委员，陈明、陈昭礼、王海萍、罗明、林熙盛等5人为常务委员。书记陈明（后由罗明代理）、组织陈昭礼、宣传王海萍。大会决定福建临时省委机关设在厦门。

会议分析了福建的政治形势，指出“全省工人和农民一致的认识，所谓国民党的革命，是不能解除他们的痛苦，他们都普遍的感受到只有自己干起来，是靠得住的。他们热烈欢迎中国共产党领导他们”。

会议提出了党的目前任务：在乡村方面，只有领导农民、会匪、散军向暴动的路上走，由抗租抗捐，一直实行土地革命，工农武装夺取政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在城市方面，如厦门、福州、漳州、泉州、建瓯等处，组织秘密的或公开的工人工会，经常作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以团结巩固党的力量，为武装暴动巷战做准备。在兵运方面，应扩大我们的宣传，动员士兵参加革命的组织，帮助工农革命，形成工农兵的大联合。

会议号召各级党部与党员同志，应时时刻刻与一切机会主义作斗争。指出：“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要时时刻刻严密我们的党，我们要战胜敌人，我们要先战胜我们的腐化。”“中国革命已进到工农武装独裁的新阶段”，“所以应该更勇敢地担负起这个责任，完成我们历史的严重使命”。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的成立，是福建党的历史和革命史上的重要事件。会后，因陈昭礼担任省临委组织部部长，留厦门省委机关工作，决定葛越溪回建瓯主持中共建瓯县委工作，潘作民随同回建瓯。在福建临时省委成立前后两个月间，由罗石冰临时担任了一段福州市委领导工作。随即，原先由葛越溪担任的福州办事处书记一职，改由杨峻德担任。1928年1月，福州办事处改称中共福州市委，杨峻德任市委书记。

杨峻德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是临时省委和诸同志对他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开展革命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完全信任。葛越溪离开福州去参加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会议时，福州有党员40余人。到新的中共福州市委成立时，福州党员已经发展到100余人，全市党的力量有了很大的提升。

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杨峻德按照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会议的指示精神，同时根据福州实际情况，一方面继续大力发展党组织，一方面将工作重点完全放到组织和发动工农兵运动上来。

在农民运动方面，杨峻德和福州党组织要求“应经常计划怎样把市郊的农运普遍的发展起来”。以福州近郊最大的乡村义序为重点开展工作，从零星的抗捐抗税做起，组织发动农民成立农会，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在此基础上，中共福州市委将福州划为5个活动区：仓前山为第一区，南台为第二区，马尾为第三区，城内为第四区，西门、洪山桥为第五区，并且确定将产业工人及海员集中的仓山、马尾两区作为中心区域，派遣党员进入工厂中，或在附近开设店铺，加强发动群众的工作，组织群众性革命团体反帝大同盟。中共党员缪淑英还在太平巷一带茶厂女工中建立女工党支部。随后，市郊凤岗、马鞍、高湖、后塘等先后成立党团支部，凤岗、马鞍成为中共福州市委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福州农民革命斗争迅速得到复兴。

工人运动是福州市委工作的重点方向。由于大革命失败后，福州的政权操纵在国民党右派手中，他们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会进行破坏，驱使流氓地痞建立黄色工会，以武力、失业等手段威胁利诱工人参加，福州工人运动一度消沉。杨峻德到福州工作后，和一批党员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和他们一起做工、交朋友、谈心等，了解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工资、工时和生活状况。经过调查和摸底，形成了《关于福州工人生活状况的报告》。报告指出：“福州的工人约分四部分：产业、手工业、运输业（附人力车）、店员。”其中，产业类包括“造船、造币、兵工、电报、电灯”等。运输工人中，“码头工人约2000人，船夫约5000，人力车夫约5000，共57000人之谱。”

报告还指出：“造船厂工人约2000，工资有以日计算与以月计算两种。以日计算的每日工钱3角、4角、5角三种。以月计算的10元、12元、14四元三种。工时10时以上，有时要做夜工。伙食吃自己的，待遇和牛马一样。以前有工会，现已撤销。但尚有一部分保持存在，亦不过是领袖式的工会。”“人力车夫工时自天亮到半夜12点，除了等座时外没休息，甚至下午两三点还没睡。车租每日300钱以上到700，车捐每月台票一元，牌照捐每月2角，工会月捐200文。有时一天拉得十四五元小洋，有时七八毛，有时不够交车租。在车馆住，每日租金半角，吃饭没有定时间，到饿了就吃一点，每日至少3角多。要受车主和警察的殴打谩骂。有个车夫工会，是车馆主与公安局共同组织的，剥削车夫的机关。”

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杨峻德和福州党组织的工作非常细致具体，对福州工人的类别、数量、工作状况，对黄色工会等都有深入的掌握与了解。

新的中共福州市委建立后，杨峻德要求全面发展工人运动，并制定了《福州工作计划大纲》。

大纲分析了当下福州的工作环境，指出福州在不久以前还是林寿昌的世界，以手枪、小刀子、强征会费、失业等诸般武器，威逼工人于反动的福州总工会大旗之下。自1927年5月林寿昌倒后，福州市的工作陷于无政府的状态；另一方面，福州市的工人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斗争的经验，但还是有进步了。其原因在于：“（1）他们受的剥削压迫太重，以至不能够再忍受。（2）反动派以改良的口号欺骗群众，反而‘烧香引鬼来’，群众要求这种欺骗口号的兑现。（3）接受外边工人斗争的影响，如当上海邮务工人罢工时，福州邮务工人也准备罢工。”

大纲分析了过去工作的错误和缺点，指出不能只有党的运动，没有群众的运动，不能以党的运动代替群众的运动；“先有组织后有斗争”的观念是错误的，要在斗争中建立组织；不能做接头式工人运动，把工人同志搞得好像是党以外的人；另外一些重要产业区域党组织没有进入，如造币厂没有党支部。

在此基础上，大纲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强调：“（1）集中人力财力于重要的产业区域。已有组织的马尾造船厂，应加紧并加强党的支部组织，务求其在群众中起核心的领导作用；造船厂的工会既已是工人自己的工会，不便改成秘密的赤色工会。因为一旦改变成秘密的组织，更容易脱离更广大的群众。造币厂、锯木厂、火柴厂，应以大部分的力量进行党的组织。尤其锯木、火柴、电厂，既然有点路线，可派遣一批同志到内做工。电灯、电话、印务、邮务等工人，亦须进行党的组织，但要把党的支部真正建立在下层的工人群众中，员司和贵族工人应屏除在外。（2）改变工作方式：首先是‘接头式’的工作应变为‘自内发生’的。尽可能的派遣同志到工场内做工，日常与工人群众密切，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工人的生活，得到群众的信仰，取得群众，使工运成为‘自内发生’的，不是自外打入。（3）组织各厂各业的赤色工会。（4）参加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从下级组织中取得工人群众的信仰。有斗争当然要领导。（5）对于反动派在工人群众中活动的情形，应严加注意，找出其欺骗群众的地方，施以极烈攻击。”

这份《福州工作计划大纲》，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既是一段时间福州党组织工作的反映，又成为杨峻德和福州市委继续开展党的群众运动的路线图和施工图。

譬如，福州党组织针对仓前山锯木厂工人工作条件差的实际情况，加强了对该厂工人斗争的领导。杨峻德派黄孝敏以小贩的身份到该厂开展工作，利用卖东西的机会与厂里的工人接触谈心，经过努力“一方使厂内工人对黄印象渐渐深刻起来，午散工时进去找他们谈，一方使监工视黄面惯了，亦就渐渐减少对黄的干涉”。为了便于与工人打成一片，黄孝敏还与码头工友在仓前山锯木厂附近租房住在一起，同时开展码头工人和邮务工人的工作。又如，福州团组织派陈宗远以小贩的身份到南台区电气厂开展工作。他利用每天“上午12时至1时，在这两点钟内，每日平均差不多有四五十人集中在休息所的地方乘凉”的好机会，与工人们接触谈心。陈宗远还在该厂附近租了一个铺位，常驻于此深入开展工作。

在杨峻德和中共福州市委的发动和领导下，工人运动迅速得到恢复。1928年2月就发生不少工人的反抗斗争，有电报工人为无线电权问题发表两次斗争宣言、城台布业工人为绸布庄减少工友的反抗斗争、沙泥石工人反对包工头的斗争、汽车工人反对职员舞弊的斗争、理发工会反对寿人理发所聘请上海女工的斗争、大木工人要求加薪的斗争，以及码头、工木排艄工反对包工头斗争等等。1928年9月，福州成衣业工人全体总罢工，坚持了十几天。11月，福州工程队工人受监工毒打，福州党组织发动工人起来反抗，痛打监工。1929年上半年，福州连续发生两次电报工人要求收回无线电权益的斗争，以及台江布业店员工会领导工人反对绸布店老板裁减工人的斗争和汽车行业工人反对职员舞弊等斗争。其中比较突出的是1929年6月，由中共福州市委负责职工运动的许福官领导的大木工人要求加薪的斗争。许福官本人就是大木工人，他借助这一身份，引导工人利用福州市财政局禁止使用“台伏票”的规定，向老板提出加薪，条件包括：工人工资由台伏币500元加到大洋550元，暑天加到1000块大洋；老板同意给工人加薪并得到工会的认可后方能雇用工人；如果老板不肯到工会领证，工人则自动退出等七项。这些条件提出后，桥南、桥北、城区的大木工人在斗争中相互支持共同对付老板，直到取得胜利。

福州电报工人为争取自身权益与收回中国电报主权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下，福州电报工人于1927年7月中旬在福州南公园举行福建电报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福建电报工会发行了《电工》月刊，积极领导工人开展一系列斗争，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针对当时南京政府交通部电政司企图取消电报工人在以往斗争中取得的加薪10元的情况，福建电报工会当即通电全国予以揭露，争取各地电报工人的支持，并且发动全省各地电报工人同时停止工作10分钟，以示抗议，使电信通讯一度中断。这次斗争，不仅迫使电政司取消了原来的决定，而且使全国各地电报工人都按照福建的成例普遍加工资10元。

为指导工人运动的开展，福州市委在南台帮洲、仓山泛船浦建立工人运动据点，以练国术为名，培养工人骨干。此外，还利用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吸引和团结了大批学生、青年与进步人士，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了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市委举办了两期干部培训班，每期杨峻德都亲自去讲课。通过杨峻德与市委成员的一系列努力，福州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党在福州白区的工作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此间，有一个名叫黄国华的年轻人，在福州电报局任电务员。为了工人权益，黄国华和同学陈贻衍等人发起成立福建省电报工会，黄国华被推举为福建电报工会筹备会主任。黄国华有一个名叫黄国瑞的弟弟，在厦门电报局工作。他们常利用省电报工会，组织省电务工人运动，让国民党当局十分气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引起黄国华和许多电报工会人员的痛恨。

和杨峻德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倪恩官，是黄国华在福州私立格致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通过倪思官司的介绍，杨峻德认识了黄国华。

黄国华毕业于上海电报学校，曾在北洋军阀交通部工作。他思想进步，在北京期间曾与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一道，组织参加了多次学生运动，1924年还参加了北京组织的列宁追悼会。黄国华的进步行为引起交通部不满，被以“办事不力”为由开除工作，因此来到福州。杨峻德和黄国华见面后，相同的思想观点让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杨峻德敏感地发现，黄国华有一定阶级觉悟、有斗争精神，可以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而且电报工作对于党开展革命活动十分重要，于是他便十分注意引导和团结黄国华，向黄国华讲述马克思主义真理，同时也明确告诉黄国华，自己是共产党员。在福州，杨峻德也常带黄国华到鼓山附近开会，引导他多深入群众，认识革命的力量。

为了推动福建党组织深度掌握这个电报工会，杨峻德问黄国华有什么人可以入党。黄国华又先后推荐了徐天民、施希颜等人。徐天民是黄国华的高中同学，在电报局任秘书。施希颜参加过厦门罢工运动后，思想也很进步，刚刚被录用进入电报局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和革命实践，杨峻德认为条件成熟了。1928年3月的一天，杨峻德和倪恩官约了黄国华、徐天民等人，来到福州市北门外新店乡倪恩官的家中，发展他们入党。几位年轻人对着一面临时挂在墙上的斧头镰刀红旗高高地举起了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国华等人入党后，积极性更高了，常常受杨峻德等派遣，参加散传单、贴标语、传递信件、掩护地下党员等工作。不久，施希颜也入了党。杨峻德便告诉黄国华，电报局有三名党员了，应该成立党小组。每次党小组会议和预备采取何种行动，往往由杨峻德来主持和安排。党在电报局的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在残酷血腥的斗争中，很多同志前赴后继、迎难而上，也有不少同志退却了、悲观了、害怕了。介绍黄国华入党的倪恩官，因为策动长乐县农民暴动失败，一方面心中气愤，一方面对革命前途悲观消极，结果1928年底自杀了。

杨峻德感到非常失望和痛惜，他特意教育黄国华等人说：“倪恩官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有功劳。但他否认世间一切的人生观是不对的。共产党人可以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但不能自杀。这样子自杀对党是很大的损失，也是对信仰的背叛。”

杨峻德还说：“我们共产党员，只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乃至牺牲，才是光荣的。”

杨峻德的话发人深省，长久地萦绕在黄国华的心头，鼓舞着他持续为党工作。黄国华甚至表示：“我不要电报局的铁饭碗，我愿意以革命为终生职业。”当时的电报局是传递信息的核心部门，相当一段时间，中共福州市委和驻厦门的福建省委之间的联系，就是通过电报局来联系的。常常是杨峻德把拟好的电文交黄国华，由黄拍电报给厦门的弟弟，再由他弟弟交给福建省委。福、厦电报局事实上成了党组织的一个工作站。

福建地下党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恐慌，一度严重怀疑电报局的工作，对黄国华他们疯狂监视，幸好杨峻德早就叮嘱他们做好各种防范和预案，严守纪律和秘密。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电报局工作受到“左”的影响，一度组织了几次飞行集会，尝试摧毁国民党县党部等等。和黄国华一起参加革命斗争的一位名叫李光的青年，就因此被反动派杀害。1931年驻厦门的中共福建省委秘书处和宣传部门不幸被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部破获，杨峻德等数人被捕。受此牵连，黄国华被捕入狱。因为一直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黄国华幸免于难，在1933年闽变事件中，被当作政治犯予以释放，此后仍从事进步活动。新中国成立后黄国华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工作，直至退休。

和杨峻德一起工作的日子让黄国华感到非常振奋，很充实、很有意义。多年后，当人们采访黄国华老人时，他仍对杨峻德的革命奋斗精神感奋不已，对杨峻德的牺牲不胜悼念，曾带家人前往南京雨花台凭吊烈士，以志缅怀。

杨峻德曾两度担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一是1928年1月至1929年3月，二是1929年7月至8月。1928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正式成立后，杨峻德根据临时省委关于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以及海道应以福州为中心，向福宁府及永泰、连江、长乐、古田等地发展的指示，派出干部到古田、长乐等地，组织农民抗租抗捐，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建立了玉田、桃源、凤岗、高湖、马鞍等党支部；不少在福州入党入团以及加入进步组织的青年学生，也接受任务到福安、连江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不少新的革命据点。

在福州进行革命战斗的日子里，杨峻德的生活非常清苦，常常仅以两三个光饼、几杯凉水度日，但他意志坚定，坚持斗争。一次，他到福州城西洪山桥参加会议，中途饥疲之极，在一家馄饨店坐下休息。店伙计以为他是上门的顾客，给他端来一碗馄饨，杨峻德一摸口袋钱不够不敢吃，遂引起店主的注意。老板娘近前一看，原来是她的远房侄子，于是请他饱餐一顿，还送给他十几块银圆。之后，杨峻德用这些钱为福州市委机关买了一架油印机，还分了一部分钱给有困难的同志。杨峻德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和炽热的革命情感，给同志们以很大鼓舞。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福州市委成员团结一致，积极进行党、团组织的快复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或健全工会组织，福州党组织和工农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福州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