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峻德先后两次去建瓯将相里上屯一带开展农民运动，第一次是1927年1月，第二次是1927年6月。由于国民党省党部到建瓯清党，杨峻德就任国民党建瓯县党部主任一职没多久，就被迫撤销了这一职务。为了避免国民党右派的追查同时壮大革命力量，杨峻德便第二次到上屯发动农民运动。

上屯村位于建瓯县城东南约20里，民国县志的“城市篇”列入“乡市”（即农村集镇），属将相里，是当时建瓯县南区八里之一。20世纪20年代，建瓯全境匪情日渐严重，各地相继组建民团自卫，向富户和民众摊款购买枪支，各里视财力有枪数十支不等，民团团总多由地主豪绅充当。将相里的团总张鸿兰父子是两个包揽捐税、勾结土匪、鱼肉乡里的恶霸，农民怀恨已久。因此在这一带成立农民协会，搞农民运动，具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在农民协会的工作中，杨峻德渐渐发现陈金寿、徐伦言、林积妹等几个贫苦农民积极性特别高，富有斗争精神，就有意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和思想引导，进而唤醒更多的农民觉悟，使他们明晓人并非“生不由已、听天由命”，而要敢于为自己的生存权利向统治者抗争。

1927年6月的一天夜晚，杨峻德再次召集了当地农民协会主要负责人和一批积极分子，在陈金寿家进行农运培训。

“各位农友们，今天我们讨论四个问题：一是我们究竟要成立什么样的农民协会？二是如何分清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朋友？三是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四是现在的形势和时机的选择。”

对农民朋友讲课，杨峻德一贯开宗明义，简洁明了。

“首先，我们的农协必须是纯洁的。农村里老话讲，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汤。如果我们的农协为了多收几个入会费，随便吸纳一些不坚定分子，甚至地主土劣，这个协会就会变质，就没有战斗力。”

杨峻德话音未落，马上就有农民大呼“真是如此！”

杨峻德一看，原来是下堡村的农协会员陈三仔。杨峻德便鼓励他说下去。

陈三仔便现身说法，讲自己村的农协为了20块钱的入会费，吸收了两个小地主，结果这俩人在农协里常常捣蛋，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跟风，导致农民运动不齐心，搞不下去。

众人听完，联系到各自农协的现状，很有切身感受，对杨峻德的课就更加信服了。

杨峻德又讲：“如何分清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朋友，主要看成分，但也要看思想。有些人虽然是贫农，但被地主土劣买通了，结果成为他们的走狗，这个就得提防。再一个，我们不要一刀切，不要天真地认为，这个不是自己人就一定是敌人，否则会错误判断，树敌太多。”

谈到农民运动的手段和时机的选择，杨峻德强调：“现在反动分子完全武装起来，有枪有钱，我们也要逐步武装起来，我们人多，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全国的农民是一家，我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大家要有信心。现在我们主要工作是组织起来，等敌人露出破绽，我们就主动出击，狠狠给他们一刀。我们就这样一刀一刀，全国农民也是这样一刀一刀，反动派就招架不住，就会灭亡。”

杨峻德农运课讲得非常生动精彩，让在座的每一个人充满了信心。

特别是陈金寿，当场就对杨峻德说道：“杨委员，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保证第一个冲在前面。现在，我们就是想搞掉张鸿兰、张古田那一对害人精。”

杨峻德很欣赏陈金寿的态度，表示只要时机成熟，就会有动作的。

由于杨峻德等人的出色工作，将相里和上屯村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即便在杨峻德离开建瓯之后，发展势头依然不减。将相里农民协会不仅发展了100多名会员，陈金寿又把组织农会的活动向四处扩张，相继又成立了登仙里（今阳泽村）、南才里（今玉山乡）两个农民协会。此后，陈金寿以3个农民协会（相当于现在的小桥、玉山两个乡）代表的身份，参与县农会的工作。队伍扩大后，将相里的革命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928年1月，时机果然来临了。

23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张鸿兰民团的团丁纷纷在家过新年，张鸿兰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保镖。

陈金寿得到消息，当天上午立即秘密联络建瓯县将相里农民协会几十名贫苦农民，要求正午各自分散抵达张鸿兰家，见机举事。

当天正午，冒着严寒，40多名农协会员手持梭镖、大刀、木棒等武器，如约隐蔽抵达张鸿兰家附近。将相里农会执委陈金寿一声令下，众人即高举武器一举涌入张鸿兰家。

张鸿兰正在家中喝酒猜拳，哪里抵得住这阵势。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蜂拥而上，一把按住张鸿兰，五花大绑，任张鸿兰如何哀号求饶也不为所动。

众人发现张鸿兰的儿子张古田不见了，便审问张鸿兰。开始张鸿兰不肯交代，陈金寿气急，拿起梭镖就往张鸿兰背上戳。

“我说，我说。”张鸿兰吓得马上开口。

原来张古田带领几个团丁外出拜年尚未回来，但傍晚会回家吃饭。

陈金寿便绑了张鸿兰押往农协会所，又控制住他家其余人员不准外出，防止通风报信，然后派20人在张古田回家的路口设伏，只待张古田进入口袋。

傍晚，张古田喝得醉醺醺地带着小老婆和三个团丁回家。一到路口，陈金寿一挥手，众人就将他们团团围住。

“你们，你们干什么？造反哪？”张古田惊慌失措，酒醒了一大半。

“就是要造反。张古田，举起手来！”陈金寿大声喊道。

张古田知道凶多吉少，却想负隅顽抗，高呼着：“开枪，开枪。”

几个团丁对着农协会员射击，一个农民受了伤。

陈金寿见状，一声令下，众人全冲上前去。

“打倒土豪劣绅”

“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大伙呼喊着，大刀、木棒、梭镖一齐往张古田一行抡去，吓得几个团丁作鸟兽散。张古田这个罪大恶极的坏分子当场毙命。

将相里农协组织的这一次农民暴动非常成功，农民不仅拘捕了张鸿兰，殴毙了张古田，还夺取了民团枪支20余杆。因事件发生在上屯村（今属小桥乡管辖），故称上屯暴动。

然而，由于农民的警觉性不高，团总张鸿兰居然得以逃脱了。幸免一死的他，重金求得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卢兴明的庇护。卢部又派兵搜捕了将相里农民协会领导人陈金寿、徐伦言、林积妹、叶含香等6人。民团贿赂卢兴明，对陈金寿施以酷刑，导致陈金寿于1928年4月惨死于狱中。南乡三里农民闻讯异常愤怒，计划结队入城抬回陈金寿遗体以示抗议。县委也准备趁机动员城乡工农举行暴动，消灭卢兴明的旅部，占领县城。不料在此关键时刻，县委突然改变计划，改暴动为宣传活动，布置各群众团体在县城街道公开张贴追悼陈金寿的标语。在农民进城的前一天，卢兴明部抢先下手，查封了县总工会和农会，逮捕了两会负责人，包括县工会筹委会主任张绍祥、县农会筹委会主任黄育三、张衡三和陈育刚等农会干部4人。事件发生后，中共建瓯县委紧急决定取消集会，一面通知四乡农民不要进城，一面将县委机关搬迁到吉阳镇的玉溪村。

轰轰烈烈的上屯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烽火震撼了建瓯城乡，也进一步壮大了农民协会队伍，充分显示了觉醒起来的农民的无畏和创造精神，为即将到来的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革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教训，为提高农民队伍的政治觉悟和纪律性作了很好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