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大革命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之际，帝国主义列强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暗流却在持续翻滚。中华大地渐渐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北伐军占领武汉，取得赣、闽后，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势力先后崩溃，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已经不能危害全局，而广东国民政府的革命力量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长江中下游和东南各省新建立的政权在不同程度上实行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工农运动的浪潮席卷半个中国，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然而，帝国主义势力不甘心于失去其在华利益，开始竭力干涉和破坏中国革命。1927年1月，当北伐军向长江下游推进时，英、美、日、法即借口保护侨民，向上海等地大量增派兵员和军舰。集合在上海的四国军队连同万国商团和巡捕，总数超过了3万人，而游弋在上海附近及长江的外国军舰多达60艘。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英美帝国主义又即借口侨民及领事馆受“暴民侵害”，命令其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轰毁房屋无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企图以赤裸裸的反革命暴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的发展。此外，帝国主义更积极展开对国民党右派的诱降活动。帝国主义者认为，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集团“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英、美、日等国表示愿意在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租界制度等问题上做某些让步，希望国民党右派与之共同反共。同时，北方奉张军阀也表示要“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一些亲英美日及与北洋军阀有联系的政客也纷纷来到南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密洽反革命交易。
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极力拉拢之下，蒋介石加紧了向左派革命力量的进攻。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就成为国民党内新右派的代表人物。但由于仍然需要利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打倒北洋军阀，他表面上仍假装革命，维持了与共产党的合作。此时，蒋介石羽翼已丰，北洋军阀的根基已经动摇，他在取得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阶级的支持后，开始公开暴露其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1927年2月，蒋介石公开宣称要对共产党人实行“制裁”，并以其在南昌的总司令部为中心，积极进行叛变国民革命的准备活动。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虽然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但仍保留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这时，国民革命军已从北伐之初的8个军发展到40多个军，而其中大多数是蒋介石收编的军阀旧部，这给予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以极大的便利和实力。此后，蒋介石就一方面调动其嫡系部队进驻南京、上海等地，一方面在各地频繁制造反革命事端，一步步地将叛变国民革命的阴谋付诸实施。
正当蒋介石国民党新右派在沪、宁等地积极筹划叛变国民革命的同时，何应钦、方声涛等国民党右派分子也在积极发展福建反革命势力。福建临时政治会议、福建政务委员会等临时权力机关成立后，何应钦即着手收编福建的各路“民军”及地方大小土匪武装。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决定，民军第一、二、四、五、六、十、十一、十八路等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新编军，先点编为团，然后编师，由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呈报总司令蒋介石编定。随即组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谭曙卿任军长，卢兴邦等分任各师师长。1927年1月底，何应钦奉蒋介石命令，率部赴浙江，据蒋介石的旨意以方声涛为福建临时政治会议代主席，以谭曙卿为北伐军东路军后方指挥部代总指挥。福建的政治、军事大权仍然控制在国民党右派分子手中。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又派宋廷瑜、张裕光、张德钟、李伯羲、黎少达、丘河清、陈霖、黄素云、陈肖梅等9人，为整理福建党务特派员，并参加筹备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其中不乏国民党右派分子。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入闽，占据军政要职，加强了福建的反革命势力。
此外，以黄展云、林寿昌、冷欣等为首的福州国民党右派分子，为了扩充其势力，积极网罗福州地区的反动学生、流氓帮派组织“桥南社”等成员，安插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福州市党部各机构为其效命，并成立了以流氓打手为主的“独立厅同志会”，还组织了“黄埔同学会福建分会”“新闻同志会”“青年俱乐部”等右派团体。同时，还以国民党福州市党部的名义，出面组织了“福州总工会”；并以右派分子和工头、封建业主、把头等为骨干，蒙蔽少数群众，成立了“人力车工会”“甲道工会”“勤务工会”等所谓工会，与中共福州地委争夺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与省会福州一样，全省各地的反革命力量都在集聚滋长。
1927年3月下旬，福建省国民党右派分子黄展云、林寿昌连续两次召集“独立厅”骨干分子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和部署制造反革命事变的计划，建立了“福建各界拥蒋护党运动大同盟”和“拥护蒋总司令运动筹备会”等反革命组织。同时，方声涛、谭曙卿等右派分子调新编第一军第二师郭凤鸣部陆续集结福州地区。
4月3日，福州国民党右派终于抢先发动了反革命事变。清晨，福州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拥护蒋总司令”“反对蒋总司令就是反革命”“反对跨党压迫国民党党员之败类”等等反动标语。上午，由黄展云、林寿昌控制的福州总工会发起的“拥蒋护党运动大会”在南校场开场。会上，国民党右派分子竭力谩骂中国共产党，攻击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诬蔑工农群众运动，还代表福建国民党右派分子提出紧急决议案。正当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台上大放厥词的时候，随部队参加大会的新编军二师五团二营党代表方毅威等5人挺身而出，登台反驳右派分子的反革命谬论。结果，国民党右派分子当即大施淫威，把方毅威“军装脱下，背插纸旗，大书‘共产党’三字，枪杀于南台万寿桥”。当天下午，方声涛立即主持召开福建临时政治会议紧急会议，决定由谭曙卿即刻实行全市戒严，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和群众革命团体负责人。
4月4日，谭曙卿就任福建省戒严司令，宣布在福建全省实行戒严，下令通缉、逮捕戴任、马式材、李培桐、潘谷公、徐琛、余哲贞、方尔灏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共福州地委宣传部部长方尔灏、组织部部长陈兴钟，共产党员郑尚衡、林梧凤、朱铭庄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黄素云等30多人，相继被捕入狱。
4月9日凌晨，福建临时政治会议和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又电令厦门方面，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群众革命团体负责人。林国赓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厦门全岛戒严。出动军警搜查厦门总工会，封闭厦门学生联合会，逮捕总工会委员长罗扬才、副委员长杨世宁、厦门学生联合会主席黄埔树；同时，还在厦门禾山逮捕了共产党员严子辉、国民党左派人士吴昆元等人。
福建福州的四三反革命事件和厦门四九反革命事件，完全暴露了国民党右派和反革命势力的险恶嘴脸。一时间，白色恐怖覆盖八闽大地，反动派血淋淋的屠刀不时在全省各处闪现，一大批革命分子和共产党员被捕、被杀。杨峻德、葛越溪所熟识的福州党组织成员方尔灏、徐琛、余哲贞等共产党员就是在这段时期壮烈牺牲的。
建瓯方面很快察觉到全省乃至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还是在这年3月，福州的右翼分子开始制造事端，攻击左派马式材、李培桐、潘谷公和徐琛，叫嚣赶走“马、李、潘、徐四害”。中共福州特委联络国民党左派展开反击，成立福州各界拥护党权大会，揭露右派篡夺领导权阴谋。消息传到建瓯后，中共建瓯支部决定采取行动。杨峻德向支部同志建议，利用两个时间节点组织活动，加大革命宣传，打击右派气焰。一个是即将到来的纪念三一八死难烈士纪念大会，另一个是“五一”劳动节大会。建瓯支部肯定了杨峻德的建议。
3月18日这天，建瓯支部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国民党建瓯县执行委员会的名义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周年纪念大会，支援福州革命左派，向福州发去声援福州拥护党权大会和拥护革命左派马、李、潘、徐的电报。
江禹烈、刘葆彝两位烈士，既是杨峻德的同学和战友，又是闽北年轻学子，一个是崇安人，一个是建瓯人。面对两位烈士的画像，杨峻德神情肃穆地深深鞠躬，并撰文指出：“烈士的精神不死，革命的事业未竟。建瓯的工农大众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警惕各种反动腐朽势力的入侵。”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正式成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后，先前投降北伐军的何麓崐，此时摇身一变，再次依附国民党右派集团，成为建瓯军政要员。何麓崐和建瓯的行政当局、地主豪绅竭力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召开庆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大会。由于建瓯支部通知各团体坚决抵制，结果这次庆祝会开得冷冷清清。参加的只有驻军代表、少数商会会员和政府职员寥寥几十人，让何麓崐十分难堪。
与之相反，由建瓯支部组织的建瓯“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声势十分浩大。5月1日这天，全县各工农商学团体会员2000余人齐聚城北大校场，高呼革命口号。张绍祥、叶逸民、黄育三等共产党员悉数上台演讲。多年以后，一位叫杨明的老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瓯革命运动纪略》中如是回忆道：
其次是热烈庆祝“五ー”劳动节。1927年劳动节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内，北伐军入闽后第一个劳动节，也是建瓯党支部成立后第一个劳动节。建瓯人民本着空前高潮的革命热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这一天，整个建瓯城都充满了喜悦翻腾的气氛，工、农、商、学、妇女群众好几千人都参加大会，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总工会队伍走在最前头，斧头刀、大红旗满空飘扬，给人们一个非常深刻而新鲜印象。今天70岁左右的老人，谈论此事，记忆犹新。
杨峻德是这次活动出力最多的组织和运作者之一，但他并没有在现场刻意抛头露面。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建瓯支部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的一种保护措施和地下工作需要。
“五一”之前，建瓯支部已经了解到福州方面的若干消息，此前一直保持工作联系的马式材、李培桐被国民党右派通缉，国民党建瓯县执行委员会得不到上级的指示。建瓯支部决定派葛越溪赴福州了解情况。葛越溪到福州后，方知发生反革命事变，方尔灏等人被屠杀。葛越溪立即写信给杨峻德、潘作民等建瓯支部同志，一则讲述福州发生的情况，要杨峻德等注意右派行动，保护个人安全；二则并请他们打电报给上海党中央，申诉马式材、李培桐为什么被通缉，国共合作的政策到底怎么了，如是等等。
由于福州已经完全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一时间，葛越溪的信笺竟无法寄出。
幸而葛越溪的哥哥又来福州做生意，葛越溪便将信笺交予他，叮嘱他帮忙送信。为万全起见，葛越溪哥哥将信笺藏在长袜里，这才避开反动派搜查，安全送达。
杨峻德等收到信后，判断建瓯方面也会采取与福州同样的措施，于是立即将党的工作更加隐蔽化、秘密化，潘作民等几个党员随即离开建瓯。杨峻德由于一贯隐蔽工作做得好，仍然坚持在建瓯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很快，建瓯的情形如杨峻德所料。由于国民党右派在建瓯举行的拥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大会与“五一”劳动节的群众大会天差地别，让国民党右派和何麓崐等顽固分子十分恼怒。何麓崐向国民党右派控制的福建党部密报，国民党建瓯县执行委员会的国民党员几乎全都是共产党员，要求一网打尽。信中还附有建瓯群众“五一”游行、举红旗的照片。
5月中旬，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接到何麓崐报告，立即下令解散建瓯县执行委员会，开除葛越溪和潘作民的党籍并下达通缉令。幸得葛、潘两人已经离开建瓯隐蔽起来。
随后，国民党省党部又任命杨峻德、张伯坚、杨学勤、朱炳为筹备员，杨峻德为主任，重建国民党建瓯县党部。
省党部尚不知道，中共建瓯支部和国民党左派仍然有效控制了国民党建瓯县党部，在两个党部的努力下，右派分子很多反动政策贯彻不下去。建瓯工农群众团体实力仍然十分强大，建瓯左派占绝对优势。一段时间，虽然上海和福州的反革命政变影响也曾波及建瓯，然而建瓯的地主豪绅、国民党右派和地方驻军想镇压屠杀革命左派却心有余力不足。
这其中，杨峻德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是国民党建瓯县党部主任，杨峻德快速发展全县国民党员和壮大革命队伍，一个月之内，全县发展拟加入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竟然达到300人之多，令国民党右派徒呼奈何。
不仅如此，为争取更进一步提高这些革命分子的合法性，杨峻德还制定了一份申请加入国民党的名单，将这些革命分子全部报国民党省党部审批。后由于何麓崐的干预，国民党省党部不肯审查，未予批准。
1927年6月，国民党省党部派清党委员范公穆、刘征到建瓯清党，杨峻德等4人国民党建瓯县党部的职务又被撤销，但县党部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各团体仍为中共建瓯支部所掌握。范、刘挂清党委员的头衔，却打不进领导核心，更指挥不动群众团体，他们和地方豪绅用拉拢、收买、恐吓等办法妄图改组、解散工农团体都失败了。
同年8月，陈铭枢的部队（即十九路军前身）南下途经建瓯，地主豪绅曾派代表请求军队驻扎下来帮助抓共产党，被陈部拒绝，他们的阴谋再次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