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清（1910—1983），原名徐映清，安徽金寨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9号北京市全面从严治党政德教育基地内，长眠着许多革命前辈、志士先贤。顺着人行步道径直走去，是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开国中将徐立清的骨灰就存放于此。

徐立清是一个公道正派的人，他从不争地位，也不搞派性，在长期的政治工作中，勤勤恳恳，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和原则。

部队中的“文官”

20世纪初的中国，时值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百姓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一片茫然。徐立清在私塾断断续续读了三年半便早早辍学了。1929年4月，年仅19岁的徐立清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参与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会剿”作战。战斗中，徐立清和战友们利用本地人熟悉地形的优势，通过小股部队袭扰的战术，在短短12天里就消灭了百余名敌军，得到了师领导赞赏。1930年9月，徐立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4月，第四方面军进行整编，徐立清升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地区与第四方面军主力会师。7月5日，根据中共中央电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第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穿越茫茫草地，向甘南前进。

这次穿越草地虽然准备比较充分，但比以往两次路程远、时间长，困难更多，加之连日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使得指战员的身体明显衰弱。徐立清和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等领导主动把自己骑的马让出来组成收容队，轮流驮送伤病员。部队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走出了草地。

过草地期间，总卫生部一共收容了大约700名伤病号。这些伤病号在徐立清和其他医务人员的治疗帮助下，大部分都伤愈归队了，只有极少数伤病号留下继续治疗。

多年的军旅生涯不但磨炼了徐立清顽强的意志，也使得他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解放战争中，徐立清曾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挺身入险境，临危顾大局，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前线战场上。

淡泊名利 自降级别

1950年9月中央军委成立总干部管理部，罗荣桓任部长，徐立清任副部长。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颁布《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徐立清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评级工作涉及每位干部的切身利益，为了推动这项工作顺利开展，徐立清坚持把自己应该评的正兵团级主动降为副兵团级。

级别不一样，评军衔也会受影响，享受的待遇也会不一样。很多人出生入死多年，希望自己的军衔能高一点。但是徐立清却不这么想，他对于这些名利看得很淡泊。后来彭德怀知道后坚决不同意，找到徐立清面谈。最后，在定级报告书上，彭德怀还是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尽管实至名归，但是徐立清对于功名的淡然态度还是一如既往。

1955年，我军开始首次评定军衔。按照中央军委规定，正兵团级现役军队高级干部一般都要授予上将军衔。徐立清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条件的，但他认为评定中将对个人对工作都有利。罗荣桓知道后，亲自找徐立清谈话，表示不同意随便更改。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列入上报中央军委的上将名单中。徐立清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郑重写信表达意愿。后来彭德怀三次找徐立清谈话，他都坚决表示不要上将军衔。

当时，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亲自找徐立清谈话。但是徐立清也有自己的理由，他说，授衔工作有人争官争位，不考虑大局，两眼盯着干部部门，自己授低了，有利于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最后同意了徐立清的要求。

在一次军委会议上，毛泽东对徐立清让衔一事评价道：“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三不准”“五过关”

除了对名利的淡泊，徐立清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严格要求也是出了名的。他给家人定了三个“不准”：不准以他的名义办任何私事，不准搞任何特殊化，不准参与政事。对自己的秘书，他提出“五过关”：政治上要强，工作上要实，不要搞特殊化，遇事要冷静，要能委曲求全、顾全大局。对自己，他也提出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徐立清的夫人党秀玉也是一位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考虑到党秀玉职务较低，和她同期参加革命的很多女同志都比她职务高，就找徐立清商量，准备调整一下党秀玉的职务。徐立清说：“党秀玉做了不少工作，可她是我的妻子，她的职务问题你们就不要考虑了，可以挑选比党秀玉更优秀的同志。”就这样，党秀玉在团职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很多年，从来没有提出一次过分的要求。徐立清去世后，党秀玉不仅退掉了房子，而且把国家配的一辆小轿车也交还了。

战争年代，徐立清出生入死，毫无畏惧，敢于坚持原则；和平年代，他坚守初心，看淡功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和革命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