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1日，建瓯县城多处张贴了同一张告示，内容如下。

建瓯县行政委员会各委员并转各父老昆弟均鉴：

敝师奉令来此，原为匡除大恶，拯救民生。承各父老昆弟热烈欢迎，加以诚挚帮助，闽北逆敌故克，一鼓荡平。虽曰为各武装党员努力之代价，而民众团结实为后盾。可见军民合作，效果昭彰，此为兄弟抵此一大乐观也。然民众久罹苛猛，物力凋敝，倒悬虽解，建设孔殷；兄弟在此月余，考察所及，如教育、实业警察、商务以及农工业诸大端，均待整理，或资提倡。第大局初定，喘息未安，而乡邨伏莽，时有所闻，直接危害生命财产，间接阻碍政治进行。寝锁思维，若如大鲠；方拟清事休息即行大举剿办，乃忽奉命令，敝师即须入浙。去既匆忙，居亦甚惭，安良除暴，有愿莫偿，此又为兄弟离此一大兼仄也。建属幅员延袤，林密菁深，匪盗出没，同同苦之。

贵会为最高行政机关，甚愿设法联合各乡团局，赶练团丁分区防剿，务绝根株。自治如能实现，宵小自易消弭。贵会诸君，众望素著，力毅心雄；且各有田园庐墓，痛关切肤，必能采纳刍言，和衷淬砺，以补兄弟未竟之志，以创各界求治之情。行见熙来攘往，共履春合，向之所捐教育、实业、警察商务以及农工业诸大端，不难振兴于无形矣。此则为兄弟临去时之心旌摇曳不能已于默祝者也。抑尤有进者，世界进化愈演文明，大邑通都糜不有公共场合，广薜花木，杂置亭榭，以为各界工作余暇遂息之所，既可随心志之娱乐，复可得空气之新鲜。况建属据八闽上游，物产丰富，辐辏日奔，若能于东北城之黄华山境，因陋就简，辟作公园，则裨益大众，实非浅鲜。该山名胜，游者共称，俯窥全城，宛然图画；稍加点缀，风景绝佳。兄弟愿捐款千元为之倡，再由各界筹全襄助，务底于成。兄弟虽去，然精神上眷怀各父老昆弟，亦将于梦魂中携手同游，与之同乐也。岂不懿似一曲骊歌，征车待发，聊贡数语，藉志别情。

诸维

亮照

戴 岳 萧劲光

军情紧急，1927年1月初，进驻建瓯月余的第二军六师接到命令，即将开赴浙江继续北伐。毫无疑问，这份告示，就是第二军六师在离开时致建瓯人民的公开信。

公开信写得正义凛然，情谊真切。巨大的告示牌下面，群众越聚愈多，人们纷纷感念第二军六师给建瓯带来的巨大变化，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一些百姓主动箪食壶浆，酬谢第二军六师将士。1月16日，六师正式开拔，进军浙江。此行按下不表。

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携手合作发动的国民党大革命，无疑是一场广泛的社会革命，北伐战争只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场革命中，凡北伐军所过之处，当地的工人、农民、市民、学生等被广泛地动员起来，帝国主义列强、地方军阀、地主豪绅、封建迷信、宗族势力、官僚资本等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发挥了巨大组织领导作用。

国民党建瓯县临时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建瓯支部接到中共福州地委通知，要求建瓯党的力量要适应新时期，做到同步发展，同步推进。

建瓯支部书记葛越溪及时向几位党员传达了上级要求，并按照上海党组织的工作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工作制度。在北伐军进驻建瓯后一段时间内，根据有关同志的表现，先后吸纳黄育三、张绍祥、方文治、叶逸民等加入中国共产党。鉴于国民党组织中右派分子不停地捣蛋作梗，建瓯支部的活动依然处于秘密状态。党员之间通信、向上级报告，凡提到共产党，皆以“CP”（中国共产党英文单词首字母大写）指代。建瓯支部的发展状况，葛越溪向福州地委和上海市委南市党部作了汇报。

由于建瓯党支部在北伐军进入建瓯之前，就已做好工农群众的思想发动和秘密组织工作，因此国民党建瓯县执行委员会成立后，一经公开号召，数日之间各种革命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

建瓯县北区杭头地方农民分协会缄

（易向农采集提供）

这些革命组织有：县总工会，下辖纺织、印染、金融、捎排、竹木、建筑、医药、搬运等19个行业工会；县农民协会，下辖东门、南门、豪栋、大洲4个分会；县学生联合会；县商会；县妇女解放委员会。每个协会的负责人都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担任。在建瓯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各群众团体根据各自的目标，自上而下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工人运动方面，当时建瓯还没有机器工业，但手工业比较繁荣，手工业工人数量很多，县总工会成立后，统筹协调19个行业工会的工作。总工会筹委会主任为张绍祥（纺织工人），秘书叶逸民，工作人员有张衡三、林永光等。总工会首先开展增加工资待遇、缩短工时等提高经济利益的斗争。理发工会（当时没有服务行业这个名词，理发工人也属于手工业行业）经过斗争，每天工作8小时，到时间就关门；取消固定工资，以理发数与老板分利。金银首饰工人也计件取酬，还规定在重阳节后上夜班要额外补贴。其他行业工会和资方进行谈判，都达成类似的协议，工人收入比过去增加三分之一。总工会还通过解决争执纠纷事件保护工会会员的自身利益，从而增长工会威望。

古楼前（今人民路）有间理发店店面是租来的，房东要涨房租，租户不同意，房东向法院提出控告，法警出面逼迫理发店搬迁并拘留了店主的母亲。因为这个理发店主本人参加劳动，被工会接纳为会员，如果房东的控告得胜，店里其他工人利益也受到影响，所以一起向工会求援。总工会发动100多人去法院讲理，不但官司打赢了，法院还承认拘留人是错误的，用红彩轿送回，沿途放鞭炮表示道歉。这件事轰动了全城，显示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力量，原先徘徊观望的、犹豫不定的人也参加工会组织。

农民运动方面，县农协会筹委会主任为共产党员黄育三，工作人员有陈育刚、葛道亮（又名葛伯亮）、王弼士等。县农协会和总工会一样，也通过保护农民利益的典型事件来提高威信。一件典型案例就是，当时警察经常欺负上街摆菜摊子的菜农。有一天，警察以影响交通为名，把菜摊子打翻掉还打人，被打的农民去农协会报告，农协会的人去警察局交涉，当局长的是个国民党左派，就下令把这个打菜农的警察先绑起来，带到大街上，当着被欺侮的农民的面，用军棍揍了这个警察。有许多人围着看，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农会的威信一下就提高了许多。城郊的豪林、大州、城南、东门等4个农协分会，很快就建立起来，县农会还派人到乡区活动。葛道亮去下堡组织农会，农民开初不理解，葛道亮待了20多天没人搭理。那时正是征收田赋的时候，他发觉粮胥（即征粮员）在田赋折算中舞弊贪污，多征农民的粮食，于是把粮胥的舞弊内情告诉大家，发动农民一起去找粮胥算账。粮胥知道葛道亮是县农会派来的，惹不起，便对他说：“好说，好说，你把你相熟人的姓名告诉我。”结果凡是跟葛道亮去的农民，多征的部分都退回了，下堡农民开始认识到农协会的作用。季康也到北乡的凤山、大庙一带活动过。许多地方虽然没有县农会的人去，但在已有农会乡村的影响下也自动组织起来，如西乡的曹岩、徐地一带，农民积极分子刘丁和团结了100余人成立了农会。东峰农民受税契员的敲诈勒索曾到县里告状，县党部向政府交涉，还趁纪念三一八烈士死难一周年大会期间，公开揭露税契局的贪赃枉法，大会群情激愤，要求惩办。税契局局长十分狼狈，被迫答应惩罚东峰税契员。虽然这个税契员闻讯逃跑了，然而东峰农民听到了大为振奋，开始组织农会。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大发展，让建瓯的万千群众沸腾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建瓯总工会和农协会势力大增，威信也提高了。会员人数增加，总工会下属19个行业工会，会员发展到1000余人，总工会还成立工人纠察队。县农会所属城郊的4个分会，会员也有五六百人；还有学联会的几百名学生。其时，建瓯县城区只有两三万人，却拥有一支2000人倾向革命的队伍，一时成为全县很显赫的革命势力。

在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国民大革命中，杨峻德主要负责宣传和青年工作，偶尔也参与到农会工作中来。他了解到城东南小桥一带的农民运动不力，农会工作开展不下去，就主动进驻小桥乡的上屯村搞调查，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教育和帮助了一批农运干部。不久，小桥一带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发展开来，为后来的上屯革命活动准备了条件。

建瓯社会的巨大变化，让杨峻德激情燃烧，他满负荷地投入到这场革命中，热情地鼓动和呼吁，宣传工人运动中的新鲜事物，宣传农民协会的突出贡献，与国民党右派口诛笔伐，保证工农革命的思想、免除苛捐杂税的声音，始终站在舆论的高点。

针对运动中出现的一些过激现象，杨峻德客观分析，指出事物纠枉必须过正，千百年来长期被困锁压制的农民翻了身，出现这种问题不可避免。同时，杨峻德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积极面对这些问题，加强对工人农民的教育，提高他们的革命激情、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保障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在杨峻德的努力下，他原先建瓯五中的班主任老师刘德谦，同学钟亚萍、徐莲安等人也加入到国民大革命的队伍中来。这让他十分欣喜欣慰。

说起钟亚萍，杨峻德心中充满了感念。杨峻德到北京读书后没多久，家在崇安的钟亚萍，在父母的嘱意下，奉命嫁给了建瓯县一个富商。到杨峻德再次回到建瓯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钟亚萍热情大方、感情细腻，明知自己喜欢杨峻德，却只能屈从父母的安排。

尽管如此，杨峻德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读书期间，钟亚萍仍多次到吉阳看望杨峻德妻子和母亲，想办法帮助她们解决生活困难。

这次国民大革命中，钟亚萍丈夫李君诚的个人产业受到很大冲击，便想尽办法破坏工人运动。如工人搞8小时工作制，他就故意在钟表上做文章；工人们提出计件取酬，他就搞按最终收益取酬，但事实上却做假账。最终事情败露，李君诚被工人群众揪斗出来。

李君诚十分害怕，请钟亚萍出面向杨峻德求救，但钟亚萍不从。李君诚无奈，便再托家人找到杨峻德。

一个冬雨的晚上，寒气格外逼人。杨峻德披着破旧的棉袄，提着小风灯，正准备外出参加工会活动，李君诚年迈的父亲李良田就登门来拜访了。

“峻德委员好！”李良田客客气气地称呼杨峻德。

“您老是？在下眼拙，不认识。”杨峻德回道。

“我是李君诚他爹，李良田，也就是杨委员同学钟亚萍的公公。”

“哦，哦，明白。”杨峻德一听就知道了，“天气这么差，您老不该来啊，保重了。”

“是的，是的。感谢杨委员关心呐。杨委员，君诚这孩子啊，毛病很多，该批他一批。”

“只是他身子骨弱，禁不起斗，请杨委员多担待。”

“万一那些黑脚汉——哦，不是！万一那些工人朋友失手了，把他斗没了，我可怜的儿媳钟亚萍下半辈子可苦可遭罪了。”

说着说着，老人家竟然哭了起来。

听了李良田一席话，杨峻德不禁五内俱焦。

于公，李君诚该斗，工人们受了多少苦，事实俱在。总工会依据条例，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办！

于私，万一把他斗没了或者斗残了，杨峻德何以面对钟亚萍这个一直默默关心他的人？他甚至害怕面对钟亚萍那一双眼睛。

怎么办？情和法考验着杨峻德。

权衡再三，杨峻德仍然好说歹说劝李良田回家。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到总工会去帮李君诚说辞。

党的纪律、党的宗旨一再告诉他，这不能逾越，不能逾越！

结果，李君诚在这场革命中，被打折了一条腿，在家养了一年，仍留下了瘸腿的残疾，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钟亚萍也自始至终没有怪罪杨峻德，反而教育李君诚要合法经营，体谅工人群众。李君诚认识到错误，成为一个拥护大革命的开明商人。

通过建瓯五中的老师和故旧，杨峻德的工作还深入到建瓯五中的师生群众之中，一批青年学生如杨则仕、江朝源、丘锋章、黄权、翁耀先、王越、洪飞冲、陈拱北等人，在杨峻德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杨峻德的感召下，年仅15岁的堂弟杨克明也加入了国民革命队伍，积极为党的工作奔走。

杨则仕是建瓯五中的学生运动代表人物。这期间，建瓯城乡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各种群众团体相继成立，杨则仕积极投入革命洪流，被选为全县学生联合会会长。杨则仕的突出表现，引起了在建瓯的共产党员杨峻德等的重视，他们经常找他单独交谈，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并介绍他阅读《向导》《新青年》《觉悟》等进步刊物。真理的曙光，照亮了杨则仕的心。他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夜里刻蜡纸，油印革命刊物，白天组织进步同学利用课余时间上街宣传。杨则仕平时不大爱讲话，可是在大街宣传讲演时却判若两人。他滔滔不绝地向群众讲解反帝反封建救国图存的道理，语音洪亮，充满革命激情的词句深深打动人们的心。1927年3月，杨则仕由杨峻德、翁树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组织指示，他在学校里积极发展共青团组织，担任共青团建瓯小组组长，介绍了一批进步学生在建瓯泰木行宣誓入团。

朱民生也是在杨峻德的教育和影响下，在这个时期走上革命道路的，后来朱民生回忆道：

我很早就认识杨峻德。1926年北伐军入闽时，我在建瓯念高中（建瓯五中）。杨峻德就叫我写标语，如“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等，并和他一起贴标语。那时，他就住在我家附近。北伐军快到建瓯时，驻建瓯的湖南军队团长是何麓崐，杨峻德做了他的工作，叫他们不要与北伐军打，打了老百姓又要遭殃，后来就没有打。北伐军第二军六师进驻建瓯，六师党代表是萧劲光，杨峻德就去找他。当时，杨峻德在县城挂起“国民党独立党支部”的牌子。萧劲光看到后不同意，便改为“国民党建瓯县筹备处”。萧劲光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杨峻德在建瓯很有名气，国民党说葛越溪和潘作民一起来建瓯参加筹备工作。当时是国共合作，但杨峻德不搞国民党那一套。

关于杨峻德引导建瓯青年学生学习党的理论和进行革命活动的这一段历史，黄权也回忆道：

黄权、翁耀先、王越、洪飞冲、陈拱北等进步学生加入学生会后，先在建瓯东门外一处尼姑庵读党的书刊。后杨则仕介绍一批人加入共青团。杨峻德非常重视引导这样一批年轻学子，曾专门将党的报刊带到建瓯学前图书馆给黄权等人学习，他们才知道建瓯也有中共党的组织，当时叫苏维埃地下党。

朱民生和黄权的回忆十分生动具体，真实再现了杨峻德在建瓯党支部的分量，以及坚定开展革命工作的决心和意志。

在中共建瓯支部的努力下，建瓯党团组织也有了发展，到1927年春，共有党员19人，其中11人是在建瓯发展的。

此外，从1926年冬到1927年4月，杨峻德等还发展了国民党左派人员300余人。他们都是积极分子，为后继革命准备了干部条件。

在建瓯县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中，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公审北洋军阀委任的伪县长谭国政。

提起谭国政，建瓯人民无不咬牙切齿。建瓯是闽北历史上有名的重镇，千百年来，以物产丰富、税源充足为历代统治者所瞩目。1923年反动军阀周荫人进驻福建后，就把他的心腹谭国政派驻建瓯充任县长，又以地方军阀何麓崐为城防司令，以加强对建瓯的控制，把建瓯视作他盘中的一块“肥肉”。在长期的军阀混战中，建瓯人民本已饱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地主豪绅的剥削，封建军阀的压榨，经济萧条，生活穷困。周荫人的强制盘踞，谭国政的巧取豪夺，进一步把建瓯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

据有关资料记述，谭国政在建瓯期间，勾结地方腐朽黑暗势力，建立反动民团，抽捐派款，名目繁多，肆意迫害进步人士与工农群众，大刮民脂民膏。仅所谓抽“厘金积”一项，谭国政专门委派军警税棍，在城关四门拦路设点抽税，凡进出城者，无论喜丧嫁娶，抑或柴米油盐，一律纳税，甚至一关多税，一事多收，一物多招，毫无定例，由税棍任意榨取。在农村，则粮胥横行，不少农民因付不起粮胥的额外攫取，往往被迫背井离乡、四出逃避，搞得田园荒芜、路有冻骨，很多百姓有家难投，甚至倾家荡产。

谭国政的残酷压榨，早就激起建瓯人民的强烈不满与反抗，但因缺乏党的领导与部队的支持，这些零散的斗争，丝毫无法改变谭国政的血腥统治。刘缉熙、魏烈尹两位民国选举的省议员试图弹劾谭国政，谭国政反咬一口，并密报周荫人，派了40多名宪兵来建瓯捉拿刘、魏。刘、魏两人被迫外逃。

当第二军六师进驻建瓯并立即逮捕谭国政后，建瓯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一致请求枪决谭国政。为更好教育人民群众，第二军六师将谭国政交予新的县行政机关——建瓯县行政委员会所辖的县法院，适时在全县公审。

谭国政被押到县法院后，由总工会、农协会、妇女会等团体各派一名代表，以及有法律常识的人士共7人，组成公诉组，在法院公审。

第一次公审那天，法院内外被群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许多百姓涌进会堂观看。公审大会表现了工农群众政治地位的极大提高，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许多群众觉得，过去建瓯法院的作风不好，贿赂公行，臭名昭著，人民深恶痛绝，现在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新的县法院成立后，杨峻德仍然在县法院工作，为了处理好这次公审，杨峻德花了很大的心血。前期他到建瓯各地调查获取的许多前政府贪赃枉法的材料，成为公审有力的证据。杨峻德还请了十来位受迫害的工农群众到庭作证。

然而，杨峻德和工农群众高估了新法院的作风。

就在公审谭国政进入最后环节，意外发生了。谭国政的家属重金贿赂了法院院长韩楷成和检察官湛文才，谭国政竟然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两人私自放行。

谭国政即行逃离建瓯。

消息传开，建瓯工农商学群众义愤填膺，纷纷质问法院。

尤其是建瓯五中的高中学生，在杨则仕等人的带领下，一路高呼“抓回谭国政”“严惩腐败分子”等口号，冲进县法院，一时秩序大乱，一片喊打之声。

法院院长韩楷成紧急求援，一众军警很快冲进法院，持枪与学生对峙。混乱局面中，一名军警对着学生意欲扳机开枪。

千钧一发之际，赶赴现场的杨峻德抓起军警的长枪头，向空中一托，“砰！”子弹朝天射去。

“干什么？”杨峻德一声断喝。

“学生做错了什么？得你开枪射杀？”杨峻德愤怒地质问。

“杨委员说的是！我们犯了什么错？”

“谭国政被他们放跑了，你们却要杀我们？！”

“法院的恶行，就是带头违法！”

学生们也纷纷质问。

军警们大多是建瓯人或者闽北人，与学生们拐几个弯都有亲戚朋友关系，加上他们自知理亏，一个个便垂下了枪支。

这时，不知又是谁高喊起口号来——

“抓回谭国政！”

“打倒腐败分子！”

“追究法院责任！”

呼喊声中，几百个学生不由分说，一窝蜂冲进法院办公室，揪出法院院长韩楷成和检察官湛文才。

结果湛文才被气愤异常的学生们一顿拳打脚踢，打得他鼻青脸肿，口吐泡沫，哭爹叫娘。

法院院长韩楷成则被学生们戴上了高帽，五花大绑着游行示众，走遍了建瓯大街小巷。

沿途群众也非常愤恨，一个一个对着韩楷成指指点点，口吐唾沫，责骂不已。韩楷成龟缩着头，佝偻着背，羞愧得几欲找一个地洞钻进去。

事后，国民党右派想借机挑起争端，指责学生毫无法纪、目无尊长，要求抓捕杨则仕等带头起事的几个学生。

杨峻德虽然与韩楷成是同事，平素关系不错，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完全站在学生一边。在中共建瓯支部、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建瓯总工会、农民协会的反对下，抓捕学生的行动只得作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927年3月，毛泽东经过深入实地考察，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形象而生动的语言，深刻描述了国民大革命的社会状态。

在这场国民大革命中，建瓯人民同样不遑多让，用他们蓬勃的革命激情，唤醒这座沉睡千年的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