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1年底到闽北来的。当时，省委设在邵武的樟树源，不久搬到谢坑。电台和警卫班也搬下来了。1941年至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闽浙赣三省边境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对闽北根据地、游击区发动了三次军事围攻，省委为了加强对农村和城市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基本地区工作委员会，由左丰美、汪林兴、王文波、王一平等4位同志负责，曾镜冰同志亲自抓城市工作。为了恢复、加强省委与城市、闽中的联系，曾镜冰同志叫我负责政治交通工作。1939年前后，粘文华同志已经在邵武、建阳、建瓯、南平的运输工人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教育，宣传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战争的意义，取得了工人的广泛支持，在工人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许多联络点，如邵武运输工人郭文泉，麻沙理发店的柯金莺，建阳运输公司的黄仙、黄河楼（被捕后到建瓯），建瓯运输工人梁炳昭、桥头饭店的黄河楼，南平运输公司的张祖莹、丁之隐、蔡太阳、文德、林荣东，汽车站站长方伟，中南保险公司的蒋伯明，住在明翠阁的陈天申，河东粮食仓库的辜仲剑，南平街上的瓯约翰诊所，贸易公司的陈白等同志的家都是我们的落脚点，也是我们的交通站。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省委还给我一批资金，在麻沙跟人合伙开了一家粉干厂，在建阳以3000元跟人合伙买汽车，当老板，做生意。在建阳辰前，章志廉同志跟林逢春同志合伙搞了一家木炭厂，这也是一个交通站。

当时，交通员的任务有三项：一是传达上级指示和向省委送情报。由于地下工作，有的文件不能携带，交通员就必须背熟文件的原文，记在头脑里，口头传达。二是保证省委同志和城市工作同志往来的畅通，当时经常要输送城市知识分子上山学习。三是为省委机关购买所需要的物资，如电台用的电池、石英、零件和药品，生活用品等。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应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东南分局有两点指示，一是城市工作，城市党组织继续保留，但不过组织生活，不发展党员，广泛交朋友，做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党员被捕，如未暴露党员身份，可以跟群众“假自新”。省委还加了几条，即“假自新”不能破坏组织，不能出卖同志，不能登报骂共产党，同时，还规定“假自新”政策不适用于特委以上干部。我接受传达上述指示的任务后，就化装成莆田农民跑单帮、做生意的，到邵武向福建协和大学的党员、到南平向粘文华同志、到大田向黄扆禹同志传达。

在这几年里，省委抓紧在战斗的空隙，轮训了一批干部，4期共300多人，分别在崇安的武夷山，在建阳的太阳山、井窠着重组织城市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辩证法以及党的基本知识和有关政策、方针。由于当时秘密工作的特殊性，特别是在太阳山那一期，上山来的同志，都是用代号，不能叫姓名，大家在一起开会还要戴面罩，不能相认。虽然环境很艰苦、学习条件很差，但是大家的学习劲头都很足，积极性高。当时在“白区”，要看到党的文件是很困难的，所以，能上山来学习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记得大约是1942年5月，曾镜冰同志要到南平、福州以及闽中巡视工作，先由警卫班送他和孙竹云同志到邵武故县，再由我护送他们到建阳、建瓯、南平、福州。在福州，我们是住在旅馆里。傍晓时分，国民党的宪兵队来检查了，当时情况很紧张，我们三人出来的时候我身穿旗袍，身份是曾镜冰的母亲，他们是我的儿子、儿媳。可是曾镜冰是海南岛人，孙竹云是江苏常熟人，而我是莆田人，三人口音都不对，特别是母子口音不对，被发现，就暴露了问题。这时，我只好装病，身体不舒服，不讲话，由曾镜冰同志沉着机智地对付，而且当时地下党都给我们准备各种证件，总算没有被发现端倪。第二天，我们立即转移，他们夫妇搬到地下党员林立同志家，我就搬到下杭路莆田人开的小客栈去。当时，闽中特委在永泰，我们要去找李铁同志。几天后，我和林立同志护送曾镜冰同志到永泰（孙竹云同志留在福州）。虽然我们是护送，我和他们两人同车同路都装作互不相识，是暗中互相照应，保证曾镜冰同志的安全。到了永泰，找到特委机关的秘密地点，但特委机关已经不在了。我们十分不安，只好由林立同志护送曾镜冰同志回福州，我留下来继续寻找。经过多方查询，向老区群众了解，他们告诉我说，可能搬到“红菰仑”（郭永星同志的家乡）去了。我这时化装成农民，穿草鞋戴斗笠，翻山越岭，终于找到了李铁同志。我把他带到福州与曾镜冰同志见面。同年7月，任务完成后，我们回到南平，曾镜冰夫妇到顺昌仁寿，由预先得到通知在那里等候的张翼同志接回省委机关，我就留在南平工作。

1943年，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为了配合全国第三次反共高潮，以顾祝同部属钱东亮为总指挥，在建阳建立所谓“闽北绥靖指挥部”，以三个正规团的兵力，加以地方反动武装和壮丁队，重点围攻当时省委机关所在地建阳以及建（瓯）、松（溪）、政（和）地区。这次围攻，是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为残酷的一次。就在这样的时期，省委和中央的联系中断了，曾镜冰同志为了寻找与上级党组织联系方法，计划从海路去上海，但到了莆田才知道，沿海已被日军控制，无法通行。同时，为了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保存力量，打算把省委机关由建阳搬到仙游、永泰边界的青溪。于是，曾镜冰通知我回闽北，转告左丰美、王一平同志。大约是这年的10月，我到邵武郭文泉同志家，找到了粘文华同志，粘文华同志把地下党员刘静贞同志报告的庄征同志被捕、假自新的情况告诉我。敌人企图通过庄征，诱骗曾镜冰同志下山，再把省委一网打尽。当时的情况十分突然而危急，而我又因产后得后遗症、血崩发烧，但刻不容缓，我只好日夜兼程，赶回闽中，向省委汇报。曾镜冰同志当即指示，让与庄征认识的闽北党员立即撤退，同时，将计就计，通知庄征上山并带几个特务上来。庄征在左丰美、王一平同志的监护下到省委，决定对其进行审查。1946年，曾镜冰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后，经中央肯定，表扬福建党有“三大创造”：武装退却：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反特斗争（即指以假自新破坏敌人的自新政策）。

闽北几个县的运输工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立下功劳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党输送干部，传递文件，购买禁运物资，甚至有电台零件和子弹。有一次，孙竹云同志、刘静贞同志从省委机关下山，因为敌人封锁很紧，经常躲藏，身上穿的旗袍以及脸部手脚都刮破了，这种形态，如出现在公路、街道上，立即会被敌人逮捕。汽车工人就偷偷把她们带走，想尽办法保证她们安全到达建阳县城。汽车工人的家，也就是我们地下党同志的家。这些同志，有的是党员，有的不是党员，但他们待我们如亲兄弟姐妹，他们把党的事业当作自们将永远怀念他们！己的事业。如今，他们中有些人已经牺牲了，有些人已经作古，但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

回顾几十年的战斗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成就，就是由于它是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是由于它制定的路线的正确，是由于它紧密地依靠群众。党的事业的任何成就，都是集体智慧的胜利，群众力量的胜利。当然我们走的是一条曲折、艰难的道路，我们有过错误，受过挫折。我们这些人，在地下斗争年代，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伤害过一些好同志，造成严重后果，至今想起来还感到痛心和有愧。虽然，我们受过“左”"创伤，但是，我们要正确对待历史，正确认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