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监牢苦似海，从此双亲是亡人

1941年初，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再次露出了其反动本性，猖狂地进攻建（瓯）、松（溪）、政（和）游击区。受此时党内逃跑主义的影响，当时的建松政特委领导人擅自做出“埋枪分散隐蔽”的错误决定。国民党军在旅长赖金标的率领下，长驱直入，攻占了政和县东平镇，对游击区老百姓进行疯狂的迫害。我的儿子陈贵芳是游击队领导人之一，我也成了敌人的重点抓捕对象。

我听闻风声，就从西表偷跑去姜地一个表姐家里躲藏。不幸的是，党内出了叛徒，叛徒勾结当地的特务把我抓了起来，一同被捕的，还有我4岁的小儿子陈贵义。我心想横竖是个死，死也不能死在这些禽兽手里，随即趁敌人不备，我吞下一颗随身携带的鸦片土。没想到吞下的烟土卡在咽喉，我咽不下去，反倒全吐了出来。那些兵痞中的烟鬼竟从我的呕吐物中抢着挑出碎烟土，洗后去过烟瘾。在取得口供之前，敌人是不会轻易让我寻死的。他们把我关进监狱，我双手反绑在背后，绳结挂在身后的墙上，脚脖套上了笨重的木枷。小儿子眼见我受此折磨，大哭大喊：“你们不要把我妈妈铐起来，她不会跑呀！”看着儿子因自己痛哭，我的心都要碎了。

这令人心碎的日子还只是刚刚开始。女牢里，三四个人被关在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里，吃喝拉撒都在这里，空气污浊。每天只有两顿稀粥，还得母子两人匀着吃。尽管我总是让孩子多吃点，可幼小的儿子还是饿得哇哇叫，把小手伸出牢门向难友和探监的家属讨要：“叔叔、婶婶行行好，我和妈妈肚子饿。”我母子俩就这样相依为命，艰难活着。后来，我因严重腹泻病倒了，儿子也得了天花，气若游丝。敌人单独把快死的孩子放了出来，寒冷的冬夜里小贵义又病又饿地蜷缩在猪圈里取暖。亲戚邻居没人敢在明面上照顾小贵义，只能晚上偷偷摸摸地给孩子送点吃食。没多久，我那可怜的孩子就饿死了。在牢中我病得都走不动了，敌人依旧逼着我摸爬着去过堂。几经盘问，我仍坚持说不知道陈贵芳的任何事。敌人审不出什么线索，又怕我死在牢里，就让家里拿钱赎人。亲戚们东拼西凑了几十元钱，送到监狱，终于把我保了出来。这一年两个月的牢狱生活结束没多久，敌人又抓我回监狱。丈夫变卖了家里仅有的一只母鸡和一些衣物才换回些钱，打发了来抓我的人。2个月后，身为政和县第一批党员的陈机水，又在带游击队转移时遭敌伏击身亡。丧夫失子之痛，并没有击垮我，反而更让我铁了心，要革命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