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9月，我随黄道、曾镜冰同志撤到邵武的竹鸡笼地区。邵武当时是隶属闽中特委，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兼任特委书记，我任特委妇女部部长兼青年部部长。黄道、曾镜冰要我和独立师第三营营长李福汉带上三营营部和两个排共40多人，去扩大红军队伍。当时三营虽是一个营，实际没有多少人。扩军就是为了补充这个营。10月下旬，我们从竹鸡笼出发，一起出发的还有黄立贵同志的爱人李德娥（另一说李冬娥），也是去扩军的。走出没多远，我和她分别了。我到关溪村（可能是沙溪桥）一带，当时界首区委和区游击队也在这里活动。住下来后，听老百姓说，离界首5里路有一个茶厂，那里有很多制茶工人，多数是从江西来的外乡人，我想在那里进行扩军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我们出来五六天后就完成了扩军任务。正准备带新兵回去时，我们接到黄师长来信说，形势起了变化，敌人集中兵力向竹鸡笼地区进攻，省委机关准备转移。要我们速回机关。我和李福汉营长商量，决定等支部会开完后再转移。我们住在本村党支部书记家，他的公开身份是保长。早晨，我们派他进城，看看城内的动静。到中午他还没回来，原想等他回来后再走（后来知道他已被敌人扣留了），不料就在吃午饭的时候，敌人包围了村子。我们枪支少，子弹不多，连区游击队一共不到100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同志们都很英勇，顽强抵抗，这场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伤亡很大，除跑了一个伙夫和我们20个人（多数受伤）被捕外，其余全都牺牲了。

二

当时，一起被捕的20人，都被关进邵武监狱，分为“男号”和“女号”。后来大家被驻在邵武的敌旅部分别判了刑。我先是被判处死刑的，上报敌七十六师师部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而李营长仍是死刑，邵武游击队队长江友良和队员小刘、小马各判5年徒刑，其他人2年。

男监里有个蔡金楷，是红军的一个团长，被判20年，是监狱里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另一个是邵武县苏维埃主席，名字记不清了，大家叫他老苏。他是被当作政治犯罪嫌疑人抓来的，既然嫌疑人就不能放。以后地下党找人保释，他留在狱中做饭，蔡金楷什么事都通过他。

一天夜晚，当大家熟睡时，老苏笑眯眯地给我们女监送水，问我要开水吗？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底细，便回答说：“谁要你的水？快给我走开！”但他还是笑眯眯地说：“没有关系，你不要怕，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吧。”我一听更火了，说：“谁要你嬉皮笑脸地送水”！说实话，当时我是很需要水的，我的伤口处都生了蛆虫，我因认为老苏是敌人的人所以拒绝不要，并轰他走了。放风时，蔡金楷对我说：“水既然拿来，你们就洗一洗嘛！人家好心好意拿来，国民党里头也有好人呀！”直到蔡金楷死后（只差几天就要出狱了，因患痢疾，病故狱中）清理床铺时，发现有一枚印章和一封信，这才知道老苏是县苏维埃主席。敌人发现老苏身份后，对老苏用了重刑，并将他关押起来。我们在狱中开展过一次绝食斗争。那是在蔡金楷领导下进行的。因为许多伤病员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信件要检查，又不准看报，加上伙食太差，每人一餐只有一碗霉米饭，菜是一把盐和黄菜叶子的汤。因为我们绝食斗争，整个监狱其他人也跟着我们绝食。绝食斗争一连坚持了好几天，监狱长办法了，伪县长只好亲自到狱中来解决。我们提出4条要求：一是每餐要有一菜一汤，饭让吃饱，二要让犯人洗澡，三要让看报纸和有通信自由；四要补偿饿的这几天的营养。后来，一个星期每天给半斤牛奶，吃了半个月的一菜一汤，洗澡洗衣也答应了，看报和通信自由不行。不行我们又继续斗争下去，他们没办法，最后只好说订报可以，但须由他们去订，订的是商业报，这种报纸政治新闻少。尽管这样，也能看出一些情况。通信自由始终没有答应，但基本的几条办到了，绝食斗争就这样胜利结束了。

总之，国民党当局对我们没有办法。他们把我们分到各个号子里，我们就分头活动。他们看到我们在其他号子里活动，又把我们合起来。合起来我们的力量更大，真叫他们无可奈何。以后连放风我们也被分开，但也无济于事。

三

当时邵武地下党活动很活跃。我们在监狱时经常有人来探监，说是我们的“姑妈”或“姨妈”，见了面十分亲热。他们每次还带了许多吃的东西和药品给我们，起初我们清楚，心想我们大多数不是本地人，哪来这么多的亲戚？后来才知道是地下党派来的，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深深感谢党的关怀。李福汉同志被枪决后，敌人忘记把他脚镣取下，返回刑场一看，不仅25斤重的脚镣不见了，就连尸体也没有了。那是白天，刑场又处在一个桥头上，是交通要道口，人来人往，尸首竟然会被人抬走。敌人慌了手脚，监狱里一连几天氛围都很紧张。狱警更是惊恐万状，暗地说，晚上可不能乱跑，肯定会被报复的。我们听了非常振奋，好像党组织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更加坚定了斗争意志，战胜敌人的信心也增加了不少。

四

我们牢房的隔壁，就是监狱长的办公室。墙壁是木板的，我们挖了一个小洞，平时糊上一张纸，一有响声，我们就通过小洞向里观看。3月的一天早晨，我们都起床了，听到铃声特别响，连走路的声音也与平时不一样，我们赶紧往洞里看，就听说要提李营长、小马、小刘、江友良和我5个人了。平时枪决人都在下午，而这天则在上午，我们还没吃早饭。另一个奇怪的是，平时来提犯人都是两个兵押送，这次不一样，一出门，两边都站着国民党兵，把我们押送到旅部门口时，又看见门口两侧有几十个国民党兵拿着军号，杀气腾腾，我们坐在门房长板凳上。小马说：“今天不一样了”。小刘说：“是要枪决我们，还是押送南京高等法院？”李福汉营长接着说：“我才不怕死呢，怕死就不革命！”这边我们互相鼓励，那边国民党人进进出出，忙得不得了。小马叫住一个从身边过去的小军官，问道：“喂，狗头！你爷爷还没吃早饭呢。”这个小军官没听懂。小马又重复一遍。结果给我们送来半煤油桶的肉丝面，李福汉、江友良各吃了两大碗，其余三人每人吃了一大碗。

吃过早饭，李营长对我们说：“今天估计有人会被枪毙，但可能不会统统枪毙。不管是谁，有机会出去，就对我妈说一下。”不一会儿，有个伪军法官出来了，将一张桌子摆在台阶上，桌上放着写有我们名字的5个牌子。这时伪法官开始逐个点名，第一是李福汉，第二是我，然后把我们5个人捆绑起来，5个牌子一人插一个，几十把杀人号同时吹了起来，真是杀气腾腾。不管敌人多么威风，手段多么残忍，但是对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士来讲，是毫无用处的。李营长领着我们，高呼各种口号，昂首挺胸走向刑场。敌人只好用布把李营长、江友良和我的嘴塞住，把我们押到邵武的东门桥头旁后，要我们跪下，我们坚决不跪，又限令我们5分钟内说出在关溪村的地下党员以及黄道、黄立贵在哪里，黄立贵的部队在哪里。我们谁也没讲。枪声响了，结果只有李营长一人同我们永别了。原来敌人是为了吓唬我们，妄想我们妥协。可敌人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只得又将我们押回旅部。

五

一天早上，听监狱里的狱警说：“你们的黄立贵师长被打死了，头被拿来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根本不相信，认为这是造谣。过两三天后，敌旅部来了两个人，要我和老江（黄师长的管理员）去认打死的人是不是黄师长。为什么呢？原因有两个，一是黄立贵同志当时是闽北的优秀指挥员之一，敌人被他打怕了，到底是不是黄师长，他们没有把握。二是黄师长牺牲后，我们邵武县的游击队非常活跃，天天晚上围着邵武县城打枪，好像要解放邵武一样，到处贴有黄立贵队伍的标语，今天在这，明天在那。因此，敌人更加疑惑了。

我和老江同志被带往敌人旅部。到了旅部门楼，看见好多人围着一张桌子。我们一到，敌军官就说：“走开走开，让人家来看，你们看有什么用？”一个军官对我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只要说一句话，马上把你们改为有期徒刑。你（指我）如愿意，在我们这里做官也行，做太太也行。你（指老江），马上放你回家。但是，你们要好好看看。”我们一看，果然是黄师长。我们心里非常难过，但为了不让敌人了解真情，马上又强忍着感情，对敌人讲：“不认识！”在这个门楼上，一个下午时间，敌人反复问，我们始终说不认识。敌人不甘心，晚上又在邵武县的公堂，继续审讯我们。因为黄立贵同志身上的一个小日记本有我和老江的名字，敌人认定我们是认识的，他们把日记本、手枪、金戒指（刻有私人印章）统统摆在审讯案上，要我们指认。他们先审问老江，后审问我，用了几种刑罚，我们坚定地说：“不认识！”审讯一直到下半夜，敌人才垂头丧气地把我们押回牢，后来决定把我们押送到南京高等法院进行审判。但是，两次押送我们的车子在出邵武不远的一条路上都遭到我游击队的伏击，因此，没有送成。不久，敌七十六师调走，此事才不了了之。

六

西安事变后，我们听监狱的狱警说，红军投降了，我们不相信。他们仍然天天在议论，还讲，见到女红军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我们想：红军投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事。可是确实有红军进城，国民党又不抓，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天早上，我问老苏：“你到东门看见红军了吗”？他说：“看到了，还有女同志。这几天他们都上街来买东西。”我说：“请你叫一个同志到监狱里来一下，告诉他们，这里有不少红军的人。”这样，老苏趁外出之机，找到一个女红军，并向她讲了监狱里的情况。过了几天，黄道同志派邵武中心县委书记聂显书同志带着警卫员来到监狱，看望我们这些“红军犯”。他们还告诉我们：“不要着急，党中央、毛主席已向蒋介石提出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很快就会放你们……”他们还把监狱里政治犯的名单带走了。又过了几天，聂显书派了一个游击队队长来领人，伪县长和我们游击队一起按名册点人。其他人都放了，只留我一个不放。队长向这个伪县长再三交涉都不肯放。伪县长讲：“她罪大刑重，是七十六师的寄押犯，我们无权释放”。这样游击队队长只好带着其他释放的人走了。后来黄道同志直接写信给这个国民党县长，要他执行释放政治犯的规定。可他推脱说：“判无期徒刑政治犯，无权释放，要经过南京高等法院批准后才能放。”黄道同志又写了一封信，派游击队队长和一个同志直接送给伪县长。信中要求伪县长当天下午放人，否则将采取强硬措施。伪县长见扣留不住，不得不于当天下午放我出狱。

1937年7月，黄立贵同志牺牲后，特委书记是曾昭铭，共青团特委书记王荣森（原名王弟仔）。当时邵武中心县委书记是聂显书。我因坐牢一年多，整天坐在小房间里，不见天日，连路也不会走了，从邵武城到我们机关驻地，只有15里路，却整整走了一天时间。到了机关驻地，曾昭铭、王荣森等同志在门口迎接我，许多同志都围上来嘘寒问暖，此时此刻，我热泪盈眶。想到自己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今天能再见到同志们，又回到党的怀抱里，想到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李福汉同志，我是悲喜交加，久久不能平静。

归队后，闽赣省委已搬迁到江西的石塘街。黄道、曾镜冰要我回分区委。我在邵武休息了20多天，就和王荣森一起去闽赣省委所在地石塘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