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正当日军疯狂地向浙赣路沿线进攻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在这危难关头，纠集了大量兵力，向闽北地区发动第二次围攻。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省委决定，在武装部队突围后，组成两支游击队，分兵出击，依托有利地形，转战武夷山中，给各路来犯的敌人以有力反击。因为要轻装开展游击战，机关女同志和无法随队的伤员只得全部留下来；党决定把我们10多人，隐蔽在崇安附近长涧源后面的大山坳里，等形势好转再让我们和大部队会合。临分手时，领导同志给我们讲清了当前形势，要求我们护理好伤员，而且把初步确定的转移路线告诉我们。要脱离大部队单居独处，大家心里总有些留恋和不安，才10多岁的小子森，吵着要和叔叔一起上山打游击。小子森是黄道政委的最小的儿子（黄知深），他爸爸牺牲前，把他交给组织抚养；我们每个人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和小兄弟。
初春时节，武夷山上正是茶树抽芽的时候，野花、野草铺满山岗，我们就在这石峰矗立的山林间，选择了一块三面靠山背临深涧的凹地，自己动手搭起了竹寮，并住了下来。
带来的米粮不多，部队离开后，我们不得不做长久打算，改吃三餐野菜粥。每天清晨，大家踏着露水，分头上山去找野菜。那时是野菜发青的季节，不到中午，每个人都带回来一大兜野菜，有时还顺便摘回些野花，把小小的竹寮装扮起来。有些走动不便的伤员，就坐在溪边淘米、洗菜。白米粥是专煮给伤员和孩子吃的，跟着游击队长大的小子森，格外懂事、机灵。他总是一声不响地到我们桶里舀野菜粥吃，有时被我看见了，就连忙嬉笑着解释：“这种菜粥好吃，我最爱吃这个。”连孩子也懂得要把白米留给伤员们吃。
一天清晨，天刚发白，山雀照例把我们叫醒，小子森又耐不住性子，刚给他穿好衣服，他就急着朝篱笆门跑去，高兴地大声嚷起来：“叔叔、阿姨，快来看，我们的游击队上山来了。”我一听，立刻警觉起来，扔下手里的被子，急忙朝门口奔去。糟糕！敌人的便衣队来搜山了！我来不及看清楚，忙回头对大家说：“快！敌人的便衣队来了，快分头朝后山跑……”我守望在山边，大家立刻分头搀扶着伤员，从后门沿着草丛间的小道朝后山奔去，等我再回转身来看时，敌人已逼近竹寮跟前了。那些家伙一见我，就叫嚷起来：“是女的，快，抓活的！”我正待转身，一个手提驳壳枪的家伙，一步跨上来想伸手逮住我，我随手抓起门杠对准他眼睛扔过去，顺势绕过门边的大树，跳过一个深土坑，然后就没命地往后山跑去。跑到半山腰，我发现小廖同志躺在一丛矮树边，她从没经历过战斗，看来是跑不动了。我冲上前去，一把拉起她来，劈开草丛就朝山头奔去。我俩一口气冲上山坡，才定下神来回头观察情况。这时，敌人却不再往山上追了（这些胆小鬼，大约是没摸清虚实，不敢贸然上山），只是朝着山上乱打枪，虚张声势地乱叫嚷。我静下来回想了一下刚才情景，估计其他的同志也都逃脱了，但最使我放心不下的却是小子森。我仿佛记得当我喊“敌人来了”的时候，这孩子跟着谁一起从左侧窗口跳了出去，那窗后是条长满野草的深沟，估了一下，决定还是先到洪溪去一趟。洪溪是基点村，有我们的“接头户”，我家也住在村上，地形和群众情况我都熟悉，只是敌人进攻以来，不晓得被毁成什么样子了，也不晓得我母亲和弟弟是不是还留在村里？但要找到党组织，就得去冒这个险。于是，我与小廖同志就向洪溪走去了。
傍晚，我们就赶到洪溪后山。趁落日前的余晖，我们沿着山梁看了看山下的一切，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天！眼前的洪溪哪里还像个村庄！房子被烧的烧、拆的拆，只剩下些残垣断壁和烧得黑乎乎的木架。显然，在敌人进攻时，就把它毁了！我靠着一棵大树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火辣辣地痛。不过，此时我放心不下的，是今天清晨才失散的那些战友，他们当中还有不到10岁的孩子和走动不便的伤员！这些天来敌人在武夷山一带造下了多少的罪孽！要为这千百个被血浸透了的洪溪报仇，唯一的办法只有尽快地找到党组织！
洪溪已被毁，我们只好另做打算。我知道地源还有一个掩蔽的联络站，和小廖商议以后，决定朝地源那边走去。
我们在深山老林里跌跌撞撞地赶着夜路，直到第三天半夜才到达地源。我和小廖约定，她在半山腰的竹林里等着，而我单独下山去找刘莲子，如果四更天我还没上山来，那就是半路出了危险，她再去莲子家。天黑得像锅底，这给了我不少的方便。等摸进村里，我见家家掩门闭户，一片死寂。我暗自思忖，莫不是人们都撤上山了？走到莲子家门口，门关得很紧，里面静悄悄的，我按过去的联络暗号，轻轻地敲了三下门，隔不多久，才听见有人隔着门问：“谁？”一听是莲子的声音，我立即报了名字。门吱的一声打开了一条缝，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来，一把将我拉进屋里。我与刘莲子轻手轻脚地关上门窗，堵好门缝，点起灯。借着暗淡的灯光，莲子看清了我的脸，她惊呆了。我想大约是这四天四夜的野林生活，使我变了个模样。我忙简单地说明了情况，她告诉我，她最近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敌人知晓她过去为苏维埃办过事，对她的监视特别严。刘莲子还说敌人怕群众给游击队送粮，对口粮限定得很紧，日夜搜查，一有动静就封山……她边说边在墙脚柴堆里翻弄，半晌才翻出一截破竹筒，又从灶边火堆里掏出一个破布包，然后急匆匆地说：“快三更天了，这里不敢生火，你不能久留。这竹筒里还有一斤多米，这是一包火柴，你先拿上山去再说，我们后面再想办法联系，只要找到党组织就有办法……”我抓住那半截竹筒，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斤多的米是刘莲子夫妻俩一天一口省下来的，它仿佛不只有一斤多重，而是沉甸甸的一大袋。在这种艰难的时刻，有什么能比同志的情怀和支持更深沉、更笃厚呢！我收下了米，急忙告别了刘莲子。
眼看天快亮了，我和小廖立即翻过山梁，在山沟里找到一块较隐蔽的地方，在树丛边砌好灶，把竹筒里的米倒出来洗净，然后匀出一半米装在竹筒里，架起柴火烧起来。等竹筒烧糊了就掏了出来一看，气得我们忍不住笑了起来：“一竹筒饭，熟的熟，夹生的夹生，有的地方又烧糊了；这下开了‘荤’，可以吃顿‘三鲜饭’了！”说着笑着，我们便大口大口地嚼起来，说来也怪，味道还很可口，比吃大鱼大肉还香甜。这么多天了，我们还是头一回吃到饭呢。
我们分析了一下当前情况，估计回洪溪去还有可能找到些联系组织的办法，当天夜里我们又拐回洪溪。趁天没亮，我一个人摸黑下了山。走到家门前，推开虚掩着的半扇门，我立即被凄凉景象惊呆了：屋里没一个人影，锅盆碗盏全被砸碎了，碎瓦片满地都是，连炉灶也给挖坍了，床上的帐子、枕头撕得东一块西一块；这哪里还像一间住过人的房子！见到这景象，一种焦虑之情涌上心来：母亲和弟弟呢？他们还活在世上吗？眼看天快亮了，容不得我多想，拾了半边破锅，我又赶回了后山。
没粮的时候可以用野菜当饭，没火种可以生吞糊口，如今有了粮有了火，可是端起碗来却觉得沉甸甸的，说什么也咽不下去。现在摸不清敌情，见不到自己人，好比被遮住了眼睛成天在这深山里瞎闯。我深深地体会到，世界上没有比离开了党组织更痛苦更难熬的事了。小廖也捧着饭在发呆。我忙问她：“小廖，你在想什么？”她怔了一下，从沉思中醒过来：“我在想念队伍。如今剩下我们两个人在这山里，万一被敌人抓住了，拼死拼活也要挺直腰杆，让他们晓得游击队里的女同志也是钢筋铁骨的好汉……”我凝视着她脸上坚定的表情，严肃地补充了一句：“不，敌人抓不到我们，我们一定会活着找到党组织的！”她没有回答，看了我半晌，郑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们一定能活着找到党组织的！
后来，我们走到福建、江西交界处的一座不知名的大山上。一天白天，我们正蹲在山边挖竹笋，忽然被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吓到了。我忙拉小廖卧倒观察动静，看见离我们约莫十步远，一个人挑着一担竹丝，劈开草丛一步步地走下山来。这人好眼熟，仔细一看，我才认出原来是我们村里的基本群众吴老大。我险些叫出声来。但我接着又想，他怎么会跑到这座山里来挑竹丝呢？现在“白色恐怖”严重，他还是像以前那样支持革命吗？事到如今，不去叫他，可能会失去难得的机会！再想，他不一定会变心。何况他只有一个人，出了事再逃脱也来得及。我暗示小廖一下，便独自从竹丛里走出去。吴老大看见我，吓了一跳，肩上的竹丝担也滑脱下来。我连忙叫住他：“吴大哥，我是基保，还认得出吧！”一说出乳名，他倒是像记起来了，神色才变得平和一些。我告诉他，我因躲敌人和家里人走散了，并请他到竹林里去说话。他毫不犹豫地跟着我钻进了竹林，还自动地把洪溪和这一带的情况告诉了我，并讲出一些党员和群众遭到敌人残害的情景。他也是在“移民并村”的时候逃出来的。他还说，他的竹棚就搭在敌人炮楼正对面的小山坡的草丛里。现在他要去江西那边卖竹丝，要我等他天黑卖完了竹丝回来，一起到他竹棚里去住。
我回来和小廖商量，心里既是高兴又是担心，在严酷的敌后环境，我们不能有半点的麻痹！我们决定转移到另一条山沟里去，在必经的路边隐蔽起来等他，观察情况会不会起什么变化。天快黑的时候，吴老大果然一个人赶回来了。他手里只带着一小包东西，我们绕小路跟在他的后面，到了原来约定的那个地方，听见他轻声地打呼哨，我们才赶过去。吴老大看了看小廖，等我暗示他这是自己人后，他忙说：“快走！”我迟疑了一下，说：“我看不要去竹棚里住了，我们山上还有人，再说……”他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诚挚地说：“基保，你尽管放心好了，我吴老大不是那种没良心的人。党对我的恩情有多深，我心里明白。你一家都是党的人，如今在危难关头，我还能不真心实意地帮你们一把？我也是受不了这口怨气才逼上山的，要不是红心不死我也不会躲在这山上。你放心，再大的风险，我也不会变心，我会替你们担当的！”我被他那真挚淳厚的感情所感动，对他说：“如今情况复杂，处处要提防着才行。”他忙带我和小廖到了那个小棚里，这竹棚的确掩蔽得很好，走到跟前才能发现。他把卖竹丝后买来的一小荷叶包饭菜分给我们吃了，又领着我们摸出草丛小道。我们与对面敌人的炮楼只隔一条山沟，炮楼上的灯光闪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情况。吴老大把我们安顿好以后，说：“你们今晚尽管放心睡个舒服觉，敌人从没来这草丛里搜过，我去给你们望风。”
好些天没伸直腰睡过安心觉，等我和小廖醒来，天已经大亮了。吴大哥还守在竹棚边。他见我们起来，忙说：“时间不早了，快上山去！”我看着他那双疲倦的眼睛，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动。这一整天，我们三人在山坑里分头观察敌情，看清敌人在哪些地方没有哨位，在哪些山头路口搜索得紧。吴老大告诉我们，洪溪还常常有人回来耕地，我们准备看清敌情后，再绕路回洪溪一次。
这天晚上，我们就要走了，吴大哥分给我们4块面饼，并一直送我们下了山，又叮嘱说：“基保，你们找到了游击队千万要给同志们说，要他们快些打回来，我们老百姓日里想、夜里盼，眼都望穿了，大家等着你们……”这是多么难得的一片赤诚的心啊！我激动得涌出了眼泪，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我们很快就会找到游击队的，我们一定把你要说的话转告党组织！”我们又重新沿着武夷山脉朝着洪溪走去。在这深山密林里，我们不再感到孤单；我们坚信：在革命群众的支持下，我们一定会找到游击队，一定会找到我们亲爱的党组织！
一天清晨，我们又绕到了离洪溪不远的后山上。我们躺在一丛小树的旁边，准备睡个好觉。但我心事重重，说什么也合不上眼。我想，索性还是走到山那边去，看看清早是否有人回村里来？我叫醒小廖，叮嘱了几句就走了。
刚爬上山梁，我就远远地看见一个人扛着锄头朝洪溪走来，我壮着胆子迎下山去，躲在草丛里仔细看：哈！原来是我的堂房哥哥吴火源！他是一个老实庄稼汉，也是我们的基本群众。我看他下田锄草后，就忙拐回去告诉小廖，要她在山梁等我，并约定万一出了意外的事情，她马上转移。商妥后，我又绕路从另一个山头走到我堂哥的面前，他吓了一跳，两眼直瞪瞪地盯着我，显然他已经不认识我了！我给他说明情况后，他端详了半天，才恍然地说：“哎呀，基保！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他连忙把带来的午饭给我吃，并告诉我，敌人把我们洪溪人都赶到长涧源去了。刚被抓去时，敌人天天拷打审问，村里人都不说出情况，好多乡亲被敌人活活打死，现在监视得松一点，才放少数人轮流回村来种地。他还说，大家晓得山上还有游击队，都在苦撑苦熬，盼着出头的日子。
当我问起我母亲和弟弟的情况时，他沉默下来，两眼含泪，我心里冷了半截，忙问：“死了？”他说：“没死也折磨得差不多了！这些年来，你妈真是受尽了人世间的苦楚！”接着他告诉我，在我和哥哥出走的那年冬天，敌人“大刀会”就抄了我家，抓走了我母亲和11岁的弟弟。在敌人的监狱里，母亲的脸给烧伤了，两个大拇指给吊断了，但她一句真话也没说，结果弟弟被他们卖掉，从此不知下落。母亲在寒冬腊月被赶出牢来，敌人在村里公开宣布说她“通匪”，说谁也不能收留她，逼得我母亲在大雪天里四处流浪，有时就住在别人屋檐下过夜，这样一直拖到第二年的夏天，我一个堂舅舅在村里当上保长，“白皮红心”保长，才找了保将我母亲收留下来，我堂哥边说，边流泪，我一声不吭地低下了头，想到母亲坚贞不屈，想见她一面的心更切了。但又怕暴露情况，我只是含糊地对堂哥说：“我们山上还有队伍准备明后天出发，你是不是把我妈找来在这里见一面！”他看见我瘦成那个样子，拉着我的手哭着说：“真可怜，歇两天再走吧！”我劝他不要难过，说革命是艰苦的，苦一点没什么，以后会变好的，他感动地说：“你个女孩家都这么有志气，我们年轻力壮还怕什么！再苦也要等到这一天。”他说敌人对他也监视得很严，等天晚了，才能回去找我母亲。
果然，第二天一早，我母亲就来了。我和小廖躲在半山腰，老远就看见母亲蹒跚地朝这里走来。我再也忍不住了，看了看母亲后面没人，一口气奔下山去。等我走近时，母亲靠住大树呆住了，只看见她眼泪顺着枯瘦的两颊流了下来，我也半晌说不出一句话。小廖这时也赶上前来，拉住我问：“秀珍，是你妈吧？”我点了一下头，泪水一下进了出来，直到这时我才开口叫了一声“妈”！相隔几年，母亲有了太大变化，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我们拐回到那半边破屋的家里，小廖在门外望风，母亲翻出那半边破锅，热了些冷饭，又煮了点盐菜，自己舍不得吃，硬逼着我和小廖吃下去。
我问起母亲这几年的生活情况时，她强装平静地说：“没有什么，日子过得还好，就是敌人经常来找麻烦。”然后，她又很简单地告诉我小弟弟被人拐走了，现在也不知下落。她哪里晓得我已经知道真实的情况！她听了我说的情况后，忙问：“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我说：“生死一条心，找党组织，找游击队；找不到死也要死在山上。”她想了一想，低声而坚定地说：“好，有骨气！如今我只剩下了你一个亲生儿，你不要担心我，妈红了这颗心，你也要一心革命，生死都要闯出头来。”我追问她最近是否听到什么风声，她想了许久才记起，说好久以前在村里看见过老孟。我心里一亮，这是孟道喜同志。过去他是我们乡总支书记，这次回村莫不是找人联系？要不就是变了心？我要母亲到他家去看看情况，试探下老孟的口气再做打算，她一口答应下来。临走前我又叮嘱母亲说：“先不要提起我，千万不能走漏风声。”母亲连连点头说：“晓得，这种事我懂，谁还会那么傻。”母亲很高兴地走了出去，我看着母亲的背影，心想，这些年来，母亲也锻炼得坚强、机警了。
我和小廖又回到山上，等了一天，后见母亲从另一条小路绕过来了。她精神很好，带来了半斤米和一些盐，又对我和小廖讲了去找老孟时的情形。
原来前天母亲回去以后，晚上就到老孟家去串门。老孟过了好久才从屋里走出来，搭讪着说：“大嫂，你今晚上怎么有空出来？”我母亲忙说：“家里事干完了，出来散散心。”讲完，母亲半天也找不出个话头引入正题，闲扯了好久，她才问：“你在外面听见我女儿、儿子的下落没有？”老孟说：“如今不晓得秀珍的下落。”“你看这日子几时才能出头？”“快出头了。大嫂你为革命受了不少苦，我们党组织也晓得……”绕了半天弯子，我母亲断定老孟还是自己人，才给他说了实话，只是没说出现在我和小廖藏在什么地方。老孟忙说：“我出村不方便，这件事还是交给你办。你见到秀珍就说，闽北特委现在在岭头村，还有个地下联络站，到了那边就能找到自己人。”
这好消息使我们三个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虽然当天夜里就要和母亲告别，但她却显得很高兴。我说：“妈！过不了多久，我们的队伍会打回来的。这些年，你吞下去的苦水，总有一天会吐出来的！”母亲没说什么，只是深沉地应了一句：“这些我都懂得！”她一直在克制自己，没流过一滴眼泪，还坚持把我们送过山梁。我走几步，又回头留恋地望着母亲，只见她在暮色中直直地站在那里，像一棵久经风霜的松树，虽然老了，却仍是那样挺拔坚韧。我感到幸福，也感到骄傲。
我和小廖记着母亲转告的联络暗号，一口气朝目的地奔去。虽然那晚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山路高低不平，有时还有荆棘挡道，但我们全不在意，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跋山涉水，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赶到岭头村。我们等不及了，趁天未亮前摸进村去。这村里住着三户姓郑的，老大是我们的“接头户”。我们进去时，见他们正在围着小灶烤火；他们见了我俩也不很惊讶，还连忙舀水叫我们洗脸。原来他们已经接到闽北特委通知，说我们会去找他们。他们说村里不能留人，而我们的心也早飞到党组织的怀抱里去了，吃了些粥，就出发上山去。
跑到特委所在地的那条山沟时，太阳已经快当头了。当我们翻过山梁，看见山脚下的一座座小竹棚时，心激动得像要跳出来似的。竹棚边有些同志在那里走动，我和小廖顾不得一切，放开步子叫喊着奔下山去。同志们得到了消息，都涌上山来接我们。大家见面，又是握手又是跳，几十天来憋在肚里的许多话，这时尽被欢呼声压倒了。
闽北特委书记汪林兴同志走上前来，握着我们的手，高兴地说：“到底找回来了！前些时候，失散的同志都陆续地回来了，大家真为你们两个担心，还四处打听了好久，才得到你们的消息。”他把我们拉过去，端详了老半天，又说：“唔！瘦多了，也晒黑了，分开还不到两个月，也像老多了，要在半路上碰见，还真会认不出来呢”！停了一阵，他又意味深长地说，“到底是游击队里的女战士，跑遍了这武夷山的深谷丛林，总算找到了家”！家，这温暖的家，我们日日夜夜所思念的家，我们终于回到家了！在亲切的感受中，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忙说：“没有革命群众的帮助，光凭我们两个人，再有决心也没法找到你们。”汪书记笑了，他说：“没有群众，不说你们孤单单的两个女同志，就是两个排、两个连也得困死在这深山里。现在我们虽然退守在有限的几条山坳里，但整个的武夷山区还是我们的……”
我们向汪书记汇报了离队后的情况，把那些久久蕴藏在心里的话全部倾吐了出来，并转达了群众对党的一片深情厚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