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共产党领导的闽北农民革命，开始由秘密活动转为公开活动。我家在崇安村头村，这是个通江西省三条关（温林关、毛竹关、焦岭关）的小山村。那年，我还是个小姑娘，就有工作同志到我们村里来进行革命宣传，最早来的女同志，叫王福娇。第一次王同志来时，村里的长辈不许年轻妇女去听宣传，只叫了些年老妇人去开会。我因年纪小，好奇，就跑到门外偷听。王同志在会上讲的是当时妇女所受的种种痛苦压迫，动员妇女们起来革命，求解放。我在外面听了句句入耳，心里别提多高兴，于是就去找一些婶婶、嫂嫂和姐姐们，把自己听到的内容告诉她们，动员她们下次有同志来开会时要去听听。第二次，是一位叫谌娇仔的女同志来，我得知后，就找了些婶婶、姐姐们一块去开会。来宣传的同志日渐增多，村里的长辈们也不再干涉我们去听宣传了。随着闽北革命斗争的发展，村里成立了民众会、贫农团，妇女们也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也参加了儿童团，配合妇女会的婶婶、姐姐们进行革命工作。

在1928年到1930年这段时期，男人们拿着刀枪参加赤卫军。他们一面参加生产，一面配合队伍，参加示威，追抓封建霸头和土豪劣绅。崇安的农民革命进入了高潮。城里的反动派经常派军队对我们村进行“围剿”，村民们就躲避上山。当时我们闽北妇女还是裹着小脚和梳旧式头，敌人进攻时，往往因裹脚而跑不远，上山时头发又常被树枝挂住。因此，在1928年年底，党组织就号召妇女“剪发放脚”，这可得到了广大青年妇女的热烈响应。在村里我第一个不再裹脚，我婶婶和我率先剪了头发。我们儿童团也积极配合村里的群众组织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并帮助村里的婶婶们“剪发放脚”。尽管老年人反对，以及反动势力散布流言蜚语，恐吓说国民党来了专杀“剪发放脚”的妇女，但“剪发放脚”运动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迅速地开展起来。1929年3月，我们村一带的青壮年妇女在三天内就全部不再裹脚，剪掉了长发。在革命斗争中，她们还表现得非常机智、勇敢。一次，听说本乡的联头地保原达仔潜逃到姘头家躲藏起来，几个妇女就假装去玩，把地保的躲藏点弄清，一面派人向党组织报告，一面暗中观察情况。当晚组织上就派人来把地保抓住。

1929年10月崇安长涧源正式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斗争是残酷的，不久国民党又从崇安派了一个连来，把长涧源占领了，乡苏主席也被杀害。敌人强迫各村的男女群众到长涧源去居住，敌军哨兵一见到剪发妇女走过溪北桥头，就往每个妇女的脸上打三巴掌，骂剪发的妇女是民众婆。妇女们便联合起来，对敌人哨兵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从村头到车盆坑几个村的妇女们联合起来，多次反抗敌人的并村行动。而住在长涧源的妇女则设法把敌人每天活动的情形传递给躲在山上的革命干部，然后由我叔叔把情报转送到县军委会。

敌人并没有神气多久。1931年农历三月中旬，方志敏同志率领红十军第一次入闽，头一仗就击败了长涧源的一连敌军。当附近各村的妇女得知消息后，高兴极了，赶忙行动起来碾米、做饭、烧菜，让男人将伙食挑到前线支援红十军。农历四月初六，红十军接着又攻打下了崇安赤石。赤石是闽北的一个重镇，物产丰富，商业繁荣。故敌人防守也很严密。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尽管消灭了敌人，但我军也有几百个伤。

那时红军医院位于沙采洋和五子屯的高山村上，这几百副担架的伤员全都由我们坑口区800多名妇女照顾和护送。她们日夜轮班抬送，两天之内就把这几百名伤员转送到百里外的红军医院去治疗。妇女们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沿途悉心照料伤病员。负责抬担架的妇女们，把红军看得比自己的亲人还要亲，一面热情地端来开水喂伤员，一面想方设法为因重伤而发高烧的伤员降温，以减轻伤员的痛苦。伤员途经各村时，各村的妇女和儿童都热情赶来慰问，送茶，送点心。伤员同志们为闽北妇女的深情厚谊感动得热泪盈眶。

红十军打下长涧源后，恢复了乡苏维埃政府，接着在崇安坑口又成立了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闽北苏区进入了稳固发展的新阶段，妇女运动也随之蓬勃发展。县区都成立了妇女部，分区的妇女部部长起初是曾莲娇，搬到大安后就由吴品秀接任，村里则由妇女们民主选举自己信任的妇女代表负责领导妇女工作。

以前，闽北妇女从不被允许出门，更不许高声说话。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参加工作的女同志也就多了，妇女部为了培养大家，就组织她们学习，训练她们讲话、演说。通过短期训练，妇女干部的水平得到了提高。闽北分区委还开办了党校，培训党政干部。因为妇女在旧社会里受尽了种种压迫，很容易产生自卑感，总认为自己不如男人，所以每期开班时，党委都很重视培养妇女干部，强调参加党校学习的女干部人数要占男干部人数的一半。我在1932年（15岁）从村里调到坑口区后，不久也被抽送到党校学习了3个月。

地方上也办起了政治和文化夜校，并组织各村妇女上夜校，学习文化知识，接受革命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夜校结合苏区妇女白天要承担站岗放哨送信等任务，组织大家先学习几个附近村庄的地名、菜名等。这样既有利做好守口送信工作，又识了字，提高了大伙学文化的信心，促进了扫盲工作。

1931年农历九月还在大安办了一个“红军家属职业学校”，由吴品秀任校长，戴水莲任主任，全校有六七十名学员，多数是红军家属，少数是机关干部的家属。学员每天早上出操，上午与下午上政治、语文、音乐课，每天都有各机关领导干部轮流来上一两个小时的课，每个星期天还安排劳动时间，组织学员帮助红军家属砍柴种菜。

我们闽北妇女深深感到红军是真正为穷苦人打天下、谋幸福的。因而在慰劳红军，扩大红军的宣传中，我们闽北妇女成为一支骨干力量。为了保证完成扩红任务，妇女会的成员通过个别动员，向自己的亲戚宣传：“现在苏维埃政府给我们分了田，生活好起来了，为了保住胜利的成果，我们要让自己的儿子、丈夫去参加红军。”同时还对参军的青年保证：“你们安心去参加红军，家里的田我们大家会代耕，有什么困难，大家会帮助解决的。”通过深入广泛的宣传动员，闽北妇女纷纷劝说自己的儿子、丈夫上前线。每当有人参军，村里的妇女就组织欢送队，带上布鞋，拿着红旗，敲锣打鼓欢送他们到乡苏维埃政府去集中，大家一路还唱着《送郎当红军》的歌，使得参军的人及其家属都觉得参加红军是无比光荣。

妇女部还发起“星期六义务劳动日”，组织妇女为红军家属耕田、砍柴、做家务。每当听到红军要到某个村子住宿时，妇女们就赶在队伍来到之前把房子内外的卫生搞好，把门板擦干净。队伍刚住下，妇慰劳队、洗衣队就成群结队到各团营去帮助洗衣服，缝补衣服、鞋子等，年老的妇人也带着干粮，端着草药到各个连排去慰问病员。红军战士为了表示谢意，各连排常拿出一些钱和物品来送给大家，但没有一个人肯收下，最后部队只好把物品集中起来，作为奖品统一拿给慰问队和洗衣队，让各大队的大队长带回去分发给每个妇女。红军进村时，妇女们会在村口唱歌欢迎。记得有一首歌词是这样唱的：

红军同志们！开得来，千千万万（笑呵呵）路上来（我的哥哥），镰刀斧头大红旗（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好多妹妹（笑呵呵）送香茶（我的哥哥）。

红军同志们！歇几天，妇女儿童（笑呵呵）做草鞋（我的哥哥），蒲子红丝线都安起（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做起草鞋（笑呵呵）把你穿（我的哥哥）。

红军同志们！在此地不要挂念（笑呵呵）家中事（我的哥哥），乡村负责家中事（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特别优待（笑呵呵）是真情（我的哥哥）。

红军同志们！要知情（笑呵呵）豪绅地主是敌人（我的哥哥），贪官污吏国民党（慰劳红军们，都是你的妹）杀尽敌人（笑呵呵）享太平（我的哥哥）。

当红军队伍离开时，妇女们在村口唱歌欢送红军。

在大安和黄子屯一带的妇女每隔三五天就带些枣子、小菜、猪肉去医院、残废院、调养院等地慰问照料伤病员，为伤病员洗衣服、换药、烧水、洗脸等。

闽北苏区的妇女每年都要做几千双的布鞋和上万双的草鞋，用以支援红军。每人每月做一双，上年纪的做草鞋（布做的），青壮年妇女做布鞋。上级布置下任务，由各区妇女部向县妇女部自动报上承担的数字，超额授奖，布料等则需要自备。大伙听到为红军做鞋子，都干劲十足，相互间开展竞赛，并在鞋子里面的白布上写上自己姓名，表示她的鞋子做得好。鞋子做好后，自己挑到区妇女部去。全区集中来的军鞋有几千双，装了几个谷仓。再由妇女部组织人分批运到前方队伍，发给战士们，部队收到军鞋后，还给妇女部写来感谢信。

在男人参加红军后，苏区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了保证生产不受影响，妇女们打破了千百年来闽北妇女不出门，不下田的陈规陋习，承担起了生产任务。她们努力地学干农活，很快学会了拔秧、耕田、割稻、挖稻根、种菜等各种农活，成为苏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真正顶起了苏区的半边天。1933年敌人对苏区严密封锁，连吃的盐都没有。那时男人大部分去参加红军，另有一部分人调到外面从事革命工作，仅有的一些劳动力强的男人又长期到建宁、泰宁去挑枪，苏区妇女们身上的担子又重了许多，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她们也没有让一丘平原田荒废。

苏区妇女们还承担了保卫苏区的任务。妇女部组织各乡村妇女利用每天早晚2个小时参加正规化的军事训练和接受严格的军事纪律教育，不论刮风下雨，每天都保出操两次。教官由红军部队派出，经过半年训练以后，就完全由妇女自己负责教操。每个青年妇女都学会了16种军事课目，同时还开展了体育活动，学打拳等。闽北分区妇女部配合军事部组织各县区妇女到崇安城和大安进行军事比赛，我们崇安县妇女总是争到第一名。

苏区妇女在防守工作方面也搞得很出色。她们日夜轮流在各路口上站岗放哨，认真检查来往行人的路条。一次仅从坑口到下洋这5个口，在半个月内妇女就抓住5个敌探，受到了上级党委的表扬。敌特分子一听要到苏区侦探就心惊胆战。

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大刀会经常进攻苏区，不仅把群众的东西抢光，还抓妇女和小孩去卖。在党的领导下，妇女们与大刀会展开坚决的斗争。她们不分日夜地削竹针，削好后拿去晒，晒干了再炒得火热的，放进辣椒水或盐水里去浸，浸完后又炒并放到露天下几天，然后钉在木板上，做成竹针板，或装到木桶里做成竹针桶，埋放在路上，用沙土盖好。这样的竹针既坚硬又有毒，敌人来了踏上它，立刻被刺得血淋淋。在几里路都铺上这种竹针板，敌人来了总有许多受伤的，成为当时一种很有力的杀敌武器。不过这种竹针板只适用于山路，大公路是不行的。

1934年第五次“围剿”开始了，敌兵大举进攻闽北分区驻地——大安。到1935年初就普遍进攻到乡下了。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我们也转入打游击和进行秘密的地下工作，而闽北各地妇女仍是坚决地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1935年组织上派我到崇安江岭后村去恢复当地党的组织。我通过熟悉同志的帮助，秘密住了下来，联系了江和清、蔡娇仔、梁荣、蔡玲娣等几位妇女，依靠她们发动群众，不久就在那一带几十个村庄恢复了我们的党组织，为游击队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我们的同志都在这些村子里住了下来，省委的日常吃穿用品都是由这一带村子提供。当时，闽北妇女冒着生命危险，经常为我们送情报、送米，到白区去帮助红军买东西，到敌人驻地去为我们送情报等，特别是崇安西路的江岭后村、廓前、苦竹厝和北路的岚头一带妇女为革命做了许多的秘密工作，我们党的组织能生存并发展壮大，能与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妇女在革命斗争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