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李大钊要求同学们多关注工人、多深入工人群众的倡议，1923年暑假一开始，杨峻德就找了一份新的工作——搬运货物。
搬运工作对身材魁梧、自小劳作的杨峻德来说算不得什么，他力量足、人勤快，很快就与搬运工人打成一片。
搬运余暇，杨峻德认真做了社会调查，了解工人们的家庭情况、收入状况，每天的工作量和劳动强度，他们对社会的看法与诉求，以及搬运工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酷暑时节，杨峻德既做搬运又做调查，每天都累到精疲力竭才回学校宿舍，全身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一天傍晚，北京的暑热还未消退，杨峻德又带着一身汗臭赶回学校。
突然，背后一双大手袭来，紧紧地蒙住了他的双眼。
杨峻德心中一紧，连忙挣脱。待他看时，却发现是江禹烈。
回福建老家的江禹烈回来了。
好朋友几个月后重逢，两人都十分高兴。这段时间，个人和社会都发生了很多事，大家恨不得一吐为快。
“哈哈，四个月没见你，今天晚上我请客，打打牙祭。”杨峻德说。
“怎么，今天咋有钱了？”江禹烈学着北京腔说着。
“这段搞搬运，一顿饭钱还是有的。关键是咱高兴，有福得同享。”杨峻德笑道。
“好吧，好吧，给你一次机会。”江禹烈笑着答应了。
杨峻德当下叫了葛越溪、刘葆彝、杨学亮、陈汉光、衷志纯等几位建瓯籍的同学一起，到校园边的餐馆小聚。
餐间，大家有说有笑。但问起家乡的情况，江禹烈就神情凝重了。他沉痛地向大家讲述了福建这几年的悲惨境况。
原来，1922年10月统治福建九年的李厚基被驱逐出福建后，皖系军阀王永泉一时控制了福建。独掌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为了收复地盘，先后派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陆军第二师孙传芳部、驻江西的第十二师周荫人部攻闽，迫使王永泉投降。孙、周军于1923年4月入闽，福建直系军阀被周荫人控制。但由于周荫人军力有限，福建各地仍盘踞有海军、民军及其他杂牌军队，大小军阀之间拥兵割据，相互混战，福建人民备受战祸的摧残。
为了弥补军费缺额，中饱私囊，福建军阀盘剥福建人民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周荫人令其弟周荫塘总办福建造币厂，肆意鼓铸劣币，从中获利甚巨。军阀当局还不顾人民死活，强迫人民弃稻麦、种罂粟，从中征收烟苗捐。军阀孔昭同强迫民众种烟的布告，居然露骨地写道：“劝你早下种”“不种亦须解囊”等等。周荫人则规定每亩烟苗交正捐大洋若干元，另有附加税。全省罂粟遍地，烟馆林立，全省十之七八的农田用于种烟，农业生产日见凋零，而沉重的烟苗捐甚至使种烟者收获所得不足纳捐，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
福建军阀还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盘剥福建人民。周荫人在福州，设有面粉捐、糖捐、邮政包裹税、冥楮捐、烟赌捐等等。张毅在漳州除征收正税外，还勒收花（娼妓）捐、烟捐、赌捐、田亩捐、酒捐、香烛冥纸捐等。为了增加“花捐”的收入，遍设妓院，每月收捐数千至万元。李凤翔在汀属各县还有所谓义务捐、草鞋费、招待费等名目。可以说是无事不捐，无物不税。
为了勒收捐税，各地军阀的手段亦是无所不用其极。1923年，军阀王永泉的胞弟王永彝，因为惠安农民反抗其所属杨增福团征收烟苗捐，即抽调安海、南安一带北兵约一团，分路进攻惠北各乡。所到之处，逢人即杀，虽妇孺不免。福建军阀的混战及其横征暴敛，使福建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时人谓“其遗祸闽人今日惨状，则匪军遍地，暴敛横生，农辍于耕，工失于肆，商罢于市，百业凋零，金融纷乱，嗟此闽人，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
听了江禹烈的介绍，杨峻德和刘葆彝等几位同学心情异常痛恨，对福建大小军阀的恶行咬牙切齿。
“我们得发声，我们不能熟视无睹！”
“《建声》都停刊了，怎么发声？”
“我们几个人，力量太单薄了。”
“我这段时间在做搬运工作调查，大家知道，搬运工人队伍不算小，但总体他们的力量是不足的。我的分析是，他们还不够团结，组织不得法，领导上也没有明确目标。”
“是的，这就是给我们的启发！”
“我觉得可以把我们福建籍的、建瓯籍的同学组织起来。”
“嗯，这个很好。但必须是志同道合的，否则破坏性很强啰。”
大家讨论热烈，完全忘记了小小餐馆的酷夏闷热。
最终，江禹烈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成立“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初定基本宗旨：一是爱福建、为福建，二是促民主、反愚昧，三是团结奋斗去邪恶。
大家综合分析后认为：“北京各高校中，除了我们，建属六邑的同学有一批，我们应立行动起来，向他们发出宣传鼓动与倡议，将同志会建立起来，然后由北京向全国乃至海外拓展，将所有建属同学团结到旗帜下，向家乡福建、建瓯，向国家发出呼声，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推翻一切腐朽势力，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
宗旨和目标基本明确后，就是付诸实际行动。几个人进行了具体分工。杨峻德与杨学亮一组，负责本校中国大学，外加北师大、燕京大学，及北师大女附中。葛越溪独立一组，负责北大;清华学校在郊外，路比较远，葛越溪主动提出由他负责。江禹烈和刘葆彝、衷志纯一组，除了他们自己所在的国立工业大学，另加中法大学、辅仁大学。还有一些学校，等第一轮工作结束后，再做补充。
北京盛夏，赤日炎炎。他们每天利用课后自由支配的时间，特别是星期日，一次次地往各大学跑，联系在京的30多名闽籍学生，迅速将他们联合起来。杨峻德调查搬运工人的工作结束后，立即把重点转到这个工作上来。鉴于上海、武汉等地还有许多福建籍的同学，他们又或者写信联系，或者只身前往联系，把各大城市主要高校的闽籍同学组织起来，一心一意筹建“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有的同学返回时，因为钱都用光了，只好扒火车，睡煤堆，到北京时已经人不像人了。
奔波忙碌到9月，“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终于宣告成立。“同志会”的《宣言》由江禹烈与杨峻德起草，经大家审议通过后，对外发布：
建属六邑国内外各留学同志：
世界是时时变迁的，文化是时时进步的。不能跟着文化进步而进步的社会，即是死社会，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的趋向而立足于社会的个体，即是老古董——所以死社会和老古董终久不敬天演公例，必受自然人为的淘汰而至于灭亡。
我建属六邑，偏处闽北，山岭重叠，交通阻滞，社会之废顽，文化闭塞，稍有眼光的人们，未有不共认的。加以近年来迭受政局变动的影响，以致土匪遍地，军卒横行，苛捐重敛，民不聊生。举凡教育、工业、政治、经济等等，非但比他处落后，且江河日下，无不在破产状况之中。
时至今日，如不急起改造，长此以往，前途何堪设想。然则，我们知道，欲改造社会，非从文化宣传着手不可，而文化宣传，又非那种换汤不换药的妥协态度所能成功，所以非彻底的破坏一番不可。我们更知道，欲改造新社会，非个人的能力所能做到，必规模的组织，集中新势力，向认准之目标共同前进奋斗，方能有效。
有鉴于此，特成立“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其宗旨如下：
一、爱故乡，爱父老乡亲，为福建人民谋幸福。
二、坚决反对军阀战争，恢复地方和平与安定。
三、宣传新文化精神，呼呼自由民主之风气，扫除一切封建愚昧。
四、扶正祛邪，打倒一切恶势力。
五、团结，奋进，发展壮大。
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
民国十二年九月
“同志会”成立后，经集体研究决定，以“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名义，向北洋政府递交一封《致北洋政府信》，同时在北京三家报纸上联合发表。信中强烈要求北洋政府结束福建的战争，不要将军阀派系权力之争的恶果转嫁给福建，让福建黎民百姓休养生息，平安度日。此信公开发表后，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福建地区引起强烈反响，并有数家报纸给予转载。“同志会”成员组织在京福建工商学界人员，举着小旗，呼喊着口号，至执政当局门前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
展陈于建瓯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宣言》（部分）（易向农采集提供）
其间，杨峻德将成立“同志会”的事报告了老师李大钊，得到了他的高度肯定和鼓励。事实证明，“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是一个爱国进步组织。
与“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发展一样，中国大地的政治也在向前发展。在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以及苏联共产国际的推动下，1924年1月新的国民党宣告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也随之推动，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逐步落地。
南方形势的变化，让杨峻德看到了新的曙光。特别是孙中山的伟大转变，让杨峻德尤其崇敬。
杨峻德觉得：“长期以来，孙中山奋战在民主、民族和民权革命的最前沿，是许多爱国进步青年的偶像。但辛亥革命后，国家依然分裂，军阀割据，官员昏庸，一度让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失去信心。现在国民党、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携起手了，可谓是强强联手，国家有望了，民族有望了，人民有望了。”
国共携手合作、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推进，壮大了南方政府势力，加速了北京直系政权的内部分化，间接导致了直系曹锟政府倒台。冯玉祥是直军重要将领，在第一次直军重要战斗中，曾立下汗马功劳。战后受吴佩孚排挤，冯玉祥对曹、吴不满，同时受孙中山代表徐谦影响，密约反戈倒直。1924年9月15日，奉军趁江浙战争相持之机，集结主力，分别向热河和山海关方面出动。9月18日，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冯玉祥乘吴佩孚在长城山海关一线与奉军激战之时，率部从古北口、密云前线秘密回师北京，在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配合下，于23日晨占领北京城，囚禁了曹锟，发动北京政变。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所兼各职。吴佩孚主力在前线瓦解，逃往长江一带。
10月25日，冯玉祥秘密回师北京，包围总统府，囚禁曹锟，驱逐溥仪出宫，举行反直武装政变，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倒台。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接受邀请，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布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表示接受中共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北京形势的急剧变化大快人心，杨峻德和葛越溪、杨学亮、衷志纯等人同大众一样，兴奋期待孙中山先生北上和谈。
一天午饭后，杨峻德拿着一份报纸和几个福建籍的同学商谈起来。
“大家快来看看！”杨峻德将报纸摊开在课桌上后，大声地招呼道。
众人围拢看去，是1924年11月18日《申报》刊载的《孙中山对于时局之宣言》（即《北上宣言》）。原来，大家前期虽已经听说了这篇宣言的大致内容，具体文章却还没有看到。现在有了全文，大家很兴奋，一个个认真读起来：
本年九月十八日，本党对于出师北伐之目的，曾有宣言。其主要之意义，以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
……
北伐目的宣言，根据此旨，且为之说明其顺序：（一）中国跻于国际平等地位以后，国民经济及一切生产力方得充分发展。（二）实业之发展，使农村经济得以改良，而劳动农民之生计有改善之可能。（三）生产力之充分发展，使工人阶级之生活之生活状况，得因其团结力之增长，而有改善之机会。（四）农工业之发达，使人民之购买力增加，商业始有繁盛之动机。（五）文化及教育等问题，到此方不落于空谈。以经济之发展，使智识能力之需要日增，而国家富力之增殖，可使文化事业及教育之经费易于筹措;一切智识阶级之失业问题、失学问题，方有解决之端绪。（六）中国之法律，更因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而能普及于全国领土;一切租界皆已废除，然后阴谋破坏之反革命势力无所凭借。以上诸端，凡属国民，不别其为实业家、为农民、为工人、为学界，皆无不感其切要，而共同奋斗，以祈其实现者也。
……
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将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举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彻底的明了与赞助。
本党于此，敢以热诚告于国民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凡我国民，盍兴乎来！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文
这篇宣言不长，仅2000余字，却集中阐述了当时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的看法。
“孙中山在宣言中主张以商会、教育会、工会、农会等团体的代表组织国民会议，然后通过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我觉得这是一个稳妥的办法。”衷志纯认真谈了自己的看法。
“细观吾国近年来民族萎靡、工业不振，就是军阀乱政、列强入侵、国家不统一的缘故。而中山先生的政策，一贯是实际可行的。我曾对先生所撰的《建国方略》深入研究，也景仰他所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次中山先生北上，实在好极了。”一向文弱，喜欢写不喜欢说的刘葆彝大发言论。
“是呀，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希望，如果这次来北京和谈成功，则中国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杨峻德长舒了一口气说道。
对于这个宣言，杨峻德也是很喜悦的。他觉得，不管这个办法是否切合实际，终归目标是美好的。
“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争取做一点什么才好。”杨峻德因此补充道。
“我最崇拜中山先生了，峻德哥你说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一个新加入“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的同学快言快语。
杨峻德扭头一看，是北京中国大学的新生兰仁军，她来自福州，父亲是一位国外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现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兰仁军性格开朗，思想进步，是一名女生，家人却给她取了很男性化的名字。
“首先，我们得表达福建学子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心声。大家应该利用各种途径进行宣传。多向一些报纸、杂志投稿，鼓吹孙中山先生的功绩和此行的意义价值。”葛越溪接过话茬说道。
“我们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待孙中山先生来时，我们去列队致敬，以示欢迎。”杨学亮补充道。
“那我们要及时把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组织起来，围绕这件大事做足文章。大家可以分分工。”杨峻德再次进言。
最后，大家商量了具体方案，各自分头行动。
为了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顾不得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从11月13日自广州出发，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再经天津抵达北京，孙中山一路上发表了许多讲演，所阐述的政见深得人心，影响广泛。12月4日，当孙中山从日本乘船抵达天津时，两万多天津群众自发到码头欢迎。天津街头张灯结彩，像过节一样，到处燃放鞭炮。人们对孙中山的北上寄予了很大期望。
然而，孙中山由于常年劳累，抱病北上，加之沿途讲演活动频繁和旅途辛劳，抵达天津时，终因肝病发作而病倒。在津期间，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为了不影响革命大局，不辜负各界的期待以及方便就医，孙中山还是启程赴京了。
12月31日，孙中山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火车站。当时的北京正值隆冬，但数十万民众、学生不顾严寒，早早地等候在这里欢迎。孙中山忍住病痛，步行下车，含笑答礼。
在这些民众和学生中，就有杨峻德和“建属六邑国内外留学同志会”20多名福建籍的青年学子1。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上十所大中学校学生也都蜂拥而至。
杨峻德和他们一起举着“欢迎孙中山先生进京和谈”“要和平、要统一”“迅速召开国民会议”等横幅，站在队列的最前面。
同学们第一次目睹孙中山先生的风范，无不欢欣鼓舞。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孙中山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殚精竭虑，已经病入膏肓了。
就在孙中山和病魔顽强抗争的时候，北京的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孙中山到达天津时，北京政变的主要人物、邀请孙中山北上最主力者、倾向于革命的国民军将领冯玉祥因受段祺瑞、张作霖的排挤，失去了实权，只得宣布离开北京“入山休养”。不久，他又通电全国取消国民军名义，自行解除总司令职。“和平统一”的一丝曙光再一次被军阀宰割政局的形势所遮蔽，北方的情势变得更为险恶。
乘孙中山养病期间，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随后又宣布将于次年2月1日召开善后会议。这个与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相对立、参会军阀占大多数而将广大民众代表排斥在外的会议，其目的在于重新划分大小军阀头子的势力范围，再次制造北洋军阀一统天下的局面。
吉阳玉溪西区苏维埃旧址（建瓯史志办提供）
军阀头子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只图一己私利的顽固态度，使孙中山只能与他们斗争到底，然而，这却加重了他的病情。1925年3月12日，怀着对国家、人民的无限眷恋，和对未竟革命事业的不舍，一代伟人孙中山与世长辞。而北京也就成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站，“和平、奋斗、救中国”成了他最后的政治遗言。
伟人逝世，举国缟素。和很多青年学子一样，杨峻德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呜呜地抽泣起来。
军阀割据犹在，中山先生的遗志难以实现，国家的前途依然渺茫！
忧心忡忡的杨峻德想起了老师李大钊的话，国家的局面非经过大牺牲、大争斗是不会改观的。幻想大大小小的军阀坐下来和谈，主动让权于民、让利于民，难于上青天！
①关于军阀祸闽的状况，参见《中共福建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上）》，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②王楷：《北洋军阀统治下福建军事政治概况》（1926年7月8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
③内容系转引摘抄，与原文恐稍有出入，然大意不失。
④这里只引用原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