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组建背景和任务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面对日本侵占中国大好河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而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加紧镇压工农革命武装。1933年10月，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由原来的纵横千里，缩小到各300多里，局势十分严峻。面对民族矛盾、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危急局面，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七军团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深入国民党统治的深远后方，宣传和推动抗日救亡，开展游击战争，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方，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牵制围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为中央红军即将实行的战略大转移创造条件。因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以及中央“左”的错误领导，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时全军6000余人，经过6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到最后只有刘英、粟裕率领的800多人成功突围，而且牺牲了方志敏、寻淮洲等党和红军的杰出领导人。虽然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失败告终，但其沿途播下的革命火种，大量的宣传抗日救亡，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以及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等，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对所经之地及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北的经过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上活动，分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两个阶段，转战福建属于其第一阶段即红七军团阶段，时间从1934年7月初至9月上旬，前后两个多月，在进军闽中、攻打福州、驰骋闽东、转战闽浙边过程中，经历攻克大田，占领樟湖坂、水口，进军福州、降虎血战，奇袭罗源，攻克穆阳，进攻宁德，截击渔梁驿等大小战斗十几起，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也有不小的伤亡损失。先遣队进军闽北，是在红七军团阶段，时间从1934年7月下旬至９月上旬，途经今南平市延平、政和、浦城、武夷山等县（市、区）。

闽北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闽江上游，系福建省会福州的北大门，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第一步行动计划“进军闽中，北渡闽江”的必经之地。挺进福建初期，由于国民党军队大部兵力被调去“围剿”中央苏区，闽中、闽北兵力薄弱；国民党当局不清楚红军的战略意图，举止失措，军事上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在罗炳辉、黄火青率领的红九军团掩护下，先遣队征战较为顺利。自1934年7月6日从瑞金出发，7月29日即攻占樟湖坂（今南平市延平区樟湖镇），击溃福建保安团两个连及大刀会等地主武装，缴获长短枪100余支，机枪2挺，俘敌100余名，并于当日晚至30日午后，从樟湖成功抢渡闽江。短短20余天，胜利完成了中革军委原定的第一步行动计划。

7月31日，红七军团按第二步行动计划（由闽中到浙西，8月中旬进入到浙西兰溪地区）攻克古田黄田，正欲向浙江庆元、遂昌进军。樟湖、黄田距福州仅100多公里，红军的行动已经震动国民党福建当局。此时，中革军委却向红七军团发出错误的指示，令其东进袭击水口，威胁并相机夺取福州。红七军团只好连夜改变部署，于8月1日晚夺取水口。次日，在水口召开“八一”纪念大会，正式打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

随后，红七军团按中央指示挺进福州，因对敌情不明，又无地下党接应，而国民党当局调兵遣将，已做好积极应对，红军屡次攻城不克，遂停止攻城，向连江桃源方向转移，在福州北郊降虎与国民党87师一部血战终日，伤亡600余人，为红七军团入闽后首次遭受重大损失。尔后，红七军团转向闽东罗源、宁德、福安三县，在闽东党组织和红军配合下，先后取得罗源、穆阳战斗的胜利。8月22日，红七军团在穆阳兵分两路，一路经寿宁县直接插入浙江庆元；一路由穆阳插过屏南县境，经梅溪进入政和县杨源乡，由南向北，穿过洞宫山，途经政和县镇前镇下庄村、外屯乡黄坑村、岭腰乡前溪村和锦屏村等，然后再转入庆元境内（另一说为：一路由寿宁县南溪进入政和县境内，途经政和县澄源乡黄岭村、外屯乡黄坑村、岭腰乡锦屏村和前溪村等，然后再转入庆元境内）。

8月28日，红七军团占领庆元县城，30日在庆元、松溪两县交界的竹口镇取得大捷，活捉国民党庆元县长，击溃此前刚从浦城调防、增援庆元的浙江保安团第３团。而后经龙泉小梅、八都，于9月3日转入浦城县管厝乡东坑桥、党溪、登俊村一带宿营。在党溪，先遣队与尾追的国民党军49师前卫激战数小时。并接到中革军委急电，要求红七军团执行第三步作战计划，即继续破坏赣东北与闽北苏区敌人的后方，在闽浙赣皖边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伺机创立苏区。9月5日，先遣队离开党溪，向浦城忠信进发。途中，与前来接应的闽北红军广浦独立营、浦西游击队会合。在忠信，先遣队歼灭浦城县自卫队1个连。之后，又经忠信镇的上同村、排栅村，仙阳镇的小碧村、茄萝村、渔梁村，连夜穿越浙闽边境的江（山）浦（城）公路，截获敌军车1辆，缴获轻机枪1挺、长短枪20余支，现洋8000元，俘敌20余名，并破坏了一段公路和通讯电线，9月6日抵达浦城古楼乡（时属闽北苏区控制管辖），部队分散驻扎在沿线六七路的石村、古楼、桥头、板坑源等13个村庄。经短暂休整后，9月9日，先遣队遵令开拔移驻江西省广丰县大峰口地区，11日再转入浦城九牧，经官路转赴浙江龙泉县境内。

在古楼休整期间，先遣队派洪家云营长带2个连，在闽北红军游击队的引导和帮助下，将100多名伤病员，以及缴获来的部分战利品护送至闽北苏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崇安（今武夷山市）坑口。

三、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北的历史意义

（一）牵制了国民党部分兵力，支援了中央苏区及中央红军长征。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发之际，国民党正规军正全力“围剿”赣南闽西中央苏区，闽中、闽北敌人兵力相对薄弱，多为地方民团驻守。国民党军队急调49师围追堵截，调福建、浙江两省保安团增援驻守。为确保红七军团顺利抢渡闽江，红九军团紧随其后掩护。8月1日，红九军团“占领了延平福州间军事重镇——樟湖坂，并继续向尤溪口、南溪、十四都等要地展开兵力。我军一部还向葫芦山前进，警戒延平方向的敌人，确保抗日先遣队整个左翼的安全”。在当时隶属南平现属尤溪的尤溪口，红九军团“缴获3万多斤黑色炸药，食盐５万多斤和诸多军用物资，又缴获了自福州开来的一只船，上载烟土20多箱、布品商品数十箱，消灭了小股守护的敌人”。在樟湖驻守10天后，红九军团带上缴获的全部战利品，以及红七军团留下的伤病员、担架队，“从军团首长起每人背35斤，每匹马驮200斤，战士们3个人轮流挑2担，或4个人挑3担，全军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运输大队”，起程返回中央苏区。红七军团在樟湖、浦城，红九军团在樟湖的战斗，牵制了部分国民党兵力，支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中央主力红军随后的战略大转移。

（二）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意义，推动了闽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每到一地，即广泛张贴“一致对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取消保甲制度，抗租抗息”等标语口号，散发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为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告福建人民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告农民书》等传单，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发动内战、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对外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卖国行径，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齐心协力抗日救国。在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的同时，扩大了党和红军在闽北的政治影响。浦城县古楼乡坑口村、政和县外屯乡黄坑村等地，都曾留有当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刷写的“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是抗日反帝的唯一领导者！”“农友们武装起来协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打日本帝国主义去！”等红军标语。闽北党组织也积极声援先遣队的抗日行动，发起抗日反帝运动周，大力宣传抗日救亡，掀起“每人出一个铜板”支持红军北上抗日的热潮。

（三）巩固和发展了闽北苏区，扩大了中央苏区版图。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闽北，打击了闽北地区国民党反动势力。仅攻占樟湖坂一役，即击溃福建保安团两个连和大刀会匪共700人，缴获敌步枪100余支，轻机枪2挺，驳壳（枪）9枝，俘敌100余名。在浦城，又与尾追之敌49师激战数小时，击溃浦城自卫队1个连，并破坏江（山）浦（城）公路，截击敌军车1辆，缴获一批军事物资。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闽北，壮大了闽北红军实力。北上抗日先遣队赴浙江前，派洪家云率两个连的兵力在闽北游击队的协助下，护送100余名伤病员，以及缴获来的部分枪支、两门迫击炮和100多担烟土等到闽北苏区崇安坑口。至坑口次日，洪家云即率部启程追赶先遣队大部队，在江山县碰上奉命在安民关执行破坏交通线也没有跟上主力部队的先遣队一工兵排。追赶无果后，9月13日，洪家云带领部队和这支工兵排共200多人，折返闽北苏区崇安。10月，中共闽北分区委根据寻淮洲、乐少华电示，将其整编为闽北红军独立第3团（简称红3团），由洪家云任政委。红3团协同广浦独立营，在崇安、浦城、龙泉、江山等闽浙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直至1935年3月，刘英、粟裕率挺进师挺进闽北，归挺进师建制。先遣队留在闽北的100多名伤病员康复后，也充实到闽北红军游击队中。先遣队留在闽北的指战员，大多身经百战，战斗经验丰富，大大增强了闽北红军的作战能力。如1934年10—12月，洪家云率红3团，协同广浦独立营，到浦城炭坞、毛洋等地发展苏区，建立了中共炭坞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和区游击队；配合曾属红七军团的红58团、广浦独立营，攻打龙泉住溪、八都，摧毁敌碉堡，消灭了2个排的敌军，打通了往闽北苏区的盐路。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闽北，为闽北苏区打破国民党对崇安、建阳等老苏区的“围剿”，开辟新苏区创造了有利条件。1934年7月下旬，红58团800多人（含随军工作团）在团长黄立贵、政委陈一率领下，挺进建（瓯）松（溪）政（和）地区，一路攻城拔寨，消灭了建阳、建瓯、松溪、政和、浦城等县的区乡（镇）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于8月在政和西表与杨则仕等会合，一举攻克东平，建立了建松政苏维埃政府，下辖建瓯、浦城、松溪、政和四县边区二十几个乡、9万多人口。建松政苏区的开辟，扭转了闽北苏区发展困境，拓展了闽北及中央苏区的版图。

（四）创建了游击根据地，保存了党和革命武装有生力量。1935年2月，刘英、粟裕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800多人突围后，抵达赣东北苏区，不久即根据中央指示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师长粟裕、政委刘英。2月初，为了取得与闽北游击区党和红军的联系，粟裕派遣马长炎带领一支30多人的小分队，送电台联络密电码给闽北分区委书记黄道。3月上旬，马长炎率部抵达崇安，亲手将密电码交给了黄道，并根据粟裕指示，带领小分队留在闽北坚持游击战争，增强了闽北游击区的战斗力。挺进师大部队则在粟裕、刘英率领下，于2月27日由赣入闽向浙西南挺进。3月，进入闽北苏区，与闽北红军游击队会师，双方商讨了坚持游击战争和彼此配合等问题，决定将红3团归挺进师建制；广浦独立营随挺进师赴浙西南一段时间，协助开辟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还在崇安坑口车盘坑进行了整编，成立师政委会，扩编了队伍，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挺进师抵浙西南后，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很快就开辟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经过三年的艰苦战斗，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形成了包括浙南、浙西南、浙东南等广阔区域在内的闽浙边游击根据地。闽北苏区则于1935年１月转入游击战争，在黄道、黄立贵等领导下先后开辟了建（瓯）松（溪）政（和）、资（溪）光（泽）贵（溪）、邵（武）顺（昌）建（阳）三块游击区。浙西南、闽北根据地地域相邻，既相对独立，又互有交叉，如浦城既是闽北游击区的一部分，也是浙西南游击区的组成部分。两块根据地时相往来，相互支持，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在保持住自身有生力量的同时，还拖住了敌人部分兵力和反动力量，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全力以赴围攻、“追剿”长征中的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从侧面策应了红军长征。

英雄虽无名，历史有记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漫漫万里长征路的序曲，革命先辈的英勇与坚贞，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成为激励后人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谷桂秀系中共南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范永光系原中共政和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