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学读书，是愉快的，也是清苦的，甚至是激烈的。

学习之余，杨峻德会给家里写写信，报个平安。妻子范钦章文化低，只能进行最基本的识字和通信，偶尔还要结合画图与他交流，对此杨峻德也不觉得是障碍。

有一次妻子来信，信中画了三杯水，而且里面的水一杯比一杯多。杨峻德心下立即明白，一定是家乡那些无耻又贪腐的官僚又加税了，这让他心情更加沉重和愤懑。

在中国大学读书的开支很大，用餐、住宿、书报、交通等日常开支，非富家子弟应付不过来。杨峻德的家里自然是根本承担不了的。

为了减轻家人负担，免除母亲、妻子和哥哥嫂嫂担忧，杨峻德在信中一直谎称说钱够花，自己谋了一份很赚钱的活计，不要家人操心。

实际上他确实在外兼职谋事，但不是一份活计，而是三到四份活计。通过杨学亮、陈汉光等同学家人的关系，杨峻德认识了北平警察局一位叫潘剑生的人，最初在警察局谋得一份事做，赚得一些生活费。后来又谋了一份邮政送报的差事，每天一早跑七八十个点送书送信送报，可以赚几个饭钱。每到中午，他又到一家学校外的小餐馆做工，擦桌洗碗什么都干。到了晚上，或者是给一家小报搞搞校对、油印，或者为几个中学生补补课，要花去两个小时。

日复一日，杨峻德就是这样一边辛苦工作，一边投入紧张的学习和追求真理的事业之中。

杨峻德和一批闽籍同学筹办的《建声》虽然停刊，但围绕《建声》团结起一批闽籍进步学生，逐步形成一个以学习、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学余空闲，他们经常邀请李大钊等人来指导。

此间，北京的形势发展很快，福建的形势发展也很快。

1922年10月，统治福建九年的李厚基被驱逐出福建，皖系军阀王永泉一时间控制了福建。独掌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为了收复福建地盘，派遣驻江西的河南陆军第一师从江西与福建光泽交界的杉关向福建进攻，为王永泉部所败。继而，北京政府又派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兼陆军第二师师长孙传芳为援闽军总司令，驻江西的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为副总司令，率部攻闽，迫使王永泉投降。孙、周于1923年4月入闽，直系军阀于是完全控制并统治了福建。

军阀之间的混战，给福建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因为战争，许多地方再次加重了丁粮及各色厘金附加税，并额外拉夫、征兵，许多交通关塞、水路、陆路受到封锁，地方农业、商业等受到严重摧残，人民苦不堪言。1923年初江禹烈接到一封家人来信，就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给百姓带来的惨痛。

江禹烈阅信后，本来正与杨峻德、葛越溪、刘葆彝等人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他，脸色陡然大变，很快就涕泪交加大哭起来，信纸滑落到一旁。

大家不明就里，赶紧把信捡起来读。

写来信笺的是江禹烈的哥哥。他痛告弟弟，家里遭了灾祸。原来，直、皖两派军阀争斗中，皖系王永泉所部的一支队伍来他家乡强行征夫，为了保护江禹烈三个哥哥免于被征，他父亲支开了儿子，自己顶包服役。没走多久，直系周荫人部队又来了，要派粮派款，如果不从，就以江禹烈父亲通敌论处。江家三兄弟没法，全家口粮被强行拉走八成，家中唯一的一只肥猪也被抢走。两个月后，噩耗再次传到家中，因为部队非人的境况，父亲患病后竟惨死于行军路上。现在皖系王永泉兵败投降，江禹烈父亲横死异地，当地军阀和政府不仅无一人来慰问，连其父的安葬都成问题。

读完信后，杨峻德不禁“嘭”的一拳重重打在桌子上。

“真是混账当道，暗无天日！”

“是啊！这些混账军阀。”

“家乡百姓已经成了军阀们刀下鱼肉，任人宰割。”

几个人愤怒地骂起来。

稍后，杨峻德回头安抚江禹烈。

杨峻德说：“兄弟，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要为你家讨个说法。你要多保重。”

江禹烈稍显宽慰。一会儿后，他静静地说：“我打算回家一趟。”

众人表示同意。

“你回家后，耐心处理令尊后事，有什么情况，及时与我们联系。”细心的杨峻德叮嘱这位悲伤的好友。

很快，江禹烈回家奔丧。然而，这件个人家庭的悲惨事故还未了结，北京知识界、教育界的一大事件爆发了。

中国大学原校长彭允彝，早年加入同盟会，一度参加民主革命倾向进步。但辛亥革命之后，彭允彝竟然成了一个变色龙似的政客，哪一派军阀得势就依附于哪一派。北洋军阀时期，他积极附和北京政府，站在师生的对立面攻击和镇压爱国师生，为北洋军阀种种丑恶行径辩护。五四运动后，北京政府常常拖欠教职员工薪水，为此北京大学进步教授成立了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发起索薪运动，连马叙伦、鲁迅等都有参加。《鲁迅日记》载，本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2000元，平均每月174元，累计拖欠九个月。北京市各公立小学校长也因教育经费无着落，向京师学务局提出集体辞职。

1923年1月，因强烈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和撤换法专、农专校长等，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法专、工专等校学生数千人赴国会(众议院)请愿，遭到大批车警包围毒打，300余人受伤，造成重大流血事件，激起全国学界的极大愤慨，许多地方的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彭允彝为了维护军阀利益，竟然指责这些受伤教授是咎由自取。

对于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和彭允彝的昏聩举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十分愤怒，坚决请辞校长一职。1923年2月，《教育杂志》全文刊载了蔡元培的《向大总统辞北大校长职呈》。蔡元培在信中指出：

窃元培承乏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虽职有专司，然国家大政所关，人格所在，亦不敢放弃国民天职，漠然坐视。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在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最可异者，钩座尊重司法独立之命令朝下，而身为教育最高行政长官之彭允彝，即于同日为干涉司法独立与蹂躏人权之提议，且已正式通过国务会议。似此行为，士林痛恨！佥谓彭允彝此次自告奋勇，侵越权限，无非为欲见好于一般政客，以为交换同意票之条件耳。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荷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惟有奉身而退，以谢教育界及国人。

蔡元培校长历来主张民主科学，支持师生爱国进步运动。他提出辞呈，进一步引起北京教育界和知识界的震动。在李大钊等著名进步人士的领导下，北京教育界、知识界发起了一场“挽蔡驱彭”运动。

对于这场运动，杨峻德开始是比较犹豫的，一则学业比较重，他可不允许自己成绩拖后腿；二则彭允彝毕竟曾是中国大学的校长，而且中国大学师生的整体待遇是要比其他学校好的。但随着事情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北京许多师生在游行中受到北洋政府毒打，杨峻德和同学们一样愤怒了。他们联合起北京国立八校其他学生骨干，制作了许多标语，张贴到中国大学校园和北京的大街小巷，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正面各校师生正当要求。

一次，李大钊又来中国大学上课，杨峻德专门就这场运动代表同学们向李大钊讨教。

杨峻德问道：“现在的政府税负这么重，却连许多学校老师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真是无耻透顶了！钱都到哪儿去了？老师您在北京多所大学教书，想听您说说。”

李大钊是“挽蔡驱彭”运动的领导者，心里自然清楚。他告诉同学们，北京教育界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当时北方的北京政府与南方的广东政府势不两立，双方都在积极备战，结果为数不多的教育经费，都被军阀们挪用了。

李大钊介绍，许多学校发工资只发几成，甚至有发百分之几的。有一个教授，同时在四所大学里教课，到了年节，四所大学都发不出工资，结果只能是“四大皆空”。

李大钊还提醒同学们，北京的老师们辛苦和困难还只是社会问题的一角。在北京，大批的手工业者、产业工人更是生活困苦，但他们发出的声音小，需要同学们多多为他们说话，需要一个坚强的组织为他们说活。

在许多公开场合，李大钊的发言十分注意分寸。此前杨峻德已经多次与李大钊老师密切交流，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

杨峻德其实知道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是北方党组织的负责人。至于这次提问，实际是师生俩的“双簧”，通过类似的问答与交流，让更多的青年学子受到启迪。同学们的视野和关注点，由校园投入到社会，由师生转入到市民、工人、农民、商界等。而恰在此时，又一起大事发生了。

原来，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除了通过党的纲领外，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领导工人运动，对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提出了要求。按照这个任务和要求，各地共产党员深入工人队伍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起工人运动。其中，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就是最突出的典型。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2月初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1月底，各地代表数百人陆续到达郑州。即将开会之时，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举行大会。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铁路工会的活动实行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掌握了北京政权，其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企图武力统一全国。工人运动成了吴佩孚竭力压制的对象。

对此，领导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并没有退缩。1月30日，共产党员李震瀛等工人代表到洛阳面见吴佩孚，要求根据约法和吴佩孚此前的政治主张，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

面对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吴佩孚一意孤行。2月7日，吴佩孚命令湖北督军萧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林祥谦英勇牺牲，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二七”惨案消息传开后，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一片沸腾，中国共产党、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强烈谴责吴佩孚及其直系军阀的野蛮行径。最初，中国大学数位进步教授连连撰文谴责北京政府，杨峻德和一批同学再次发起了小规模请愿，要求北京政府改弦更张并做好善后工作。杨峻德和同学们对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斗争经验更丰富了。杨峻德也进一步领略到李大钊的巨大政治魅力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