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北的三年游击战争，从1935年1月中共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撤出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开始，到1938年1月1500多名游击健儿集中于江西铅山石塘，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开赴抗日前线，历时整整3年。面对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分散又各自为战的异常艰苦条件，闽北党和红军在同敌人10万军队的艰苦奋战中，“经过了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尝过了人所未尝过的酸甜苦辣”，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终于取得胜利，形成了覆盖闽浙赣三省边界26个县的闽北游击根据地，保持了革命阵地、保持了革命武装、保持了革命组织，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建立的15块游击根据地之一。
一、“与苏区共存亡”，还是转入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余万兵力大举进攻闽北苏区，北从上饶、铅山，南自建阳、崇安，东经广丰、浦城，西由光泽、邵武，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法，不断收拢包围圈，蚕食闽北革命根据地。12月，北边铅山和南边崇安的敌军突然加快进攻速度，从南北两个方向逼向苏区首府大安，南路的敌独立四十五旅逼近大安门户——四渡桥，企图一举消灭闽北革命根据地内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
图为四渡桥阻击战纪念亭
此时，“苏区领导机关、工厂和医院的1000多名伤病员，都需要时间转移疏散”。而闽北红军主力正在浦城一带活动，日夜兼程赶来也要四五天时间，在大安的仅有军区的警卫连和教导队等少量武装，情况十分危急。中共闽北分区委火速调闽北红军主力红五十八团回援，并派陈仁洪带领的闽北军分区教导大队一中队火速增援四渡桥。四渡桥是通往大安的咽喉，一旦失守，五渡桥就难于守备，敌人便可长驱直入，轻取大安。教导一中队凭借有利险要地形，顽强阻击敌人7天7夜，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为闽北分区委撤退赢得时间。
四渡桥酣战之际，闽北分区委紧急召开会议，以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为代表的少数人执行“左”倾错误观点，坚持“分兵把口”“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与苏区共存亡”的方针，主张集中现存兵力与敌人决一死战，死守大安。分区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黄道提出，在中央主力红军已经长征，敌军大兵压境，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且闽北苏区的范围已大为缩小，没有大片巩固的根据地可作为依托的情况下，继续死守大安是极为不利的，主张保存实力，主力撤出大安，依托武夷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经过激烈的讨论，根据此前中央关于“闽北红军在原地坚持游击战，等待(或争取）主力红军总反攻的胜利”“万一不行的话（无法坚守崇安）可以用建松政地区作为机动地方”的电示精神，结合闽北斗争的实际，会议以多数意见否定死守大安的错误主张，作出实行战略转移的几点决定：一是闽北党政军机关随主力红军撤出大安，在原苏区范围内坚持游击战争；二是撤退已公开身份的干部，建立秘密的党组织和地下联络网，继续领导群众斗争；三是阻击国民党军，保证机关大队安全撤退；四是各县、区党组织和游击队，可根据实际情况，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会后，闽北分区委马上全面动员布置撤退事宜，帮助群众“坚壁清野”，做好疏散隐蔽工作，号召机关和部队“每人送敌人一份见面礼”，在路口、树下、门窗、锅灶等一切敌人可能经过和接触的地方，都安装上挨丝炮和地雷。
1月11日，四渡桥阵地被国民党军独立四十五旅张銮基部占领，大安的防守门户被打开。黄立贵带领主力部队红军五十八团在洋庄、小浆一线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迟滞敌人的进攻，以掩护机关和部队做好撤离前的准备。1935年1月25日，闽北分区党政军机关和部队等2000多人依次撤退，无线电队、医院、兵工厂在前，党政群团机关居中，然后是跟随撤退的部分群众，军分区与教导大队殿后，按预定的撤退路线，向长涧源、坑口方向进发。第二天国民党军队进占大安，遭到预先埋设的地雷、手榴弹的迎头痛击。
二、艰苦岁月，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清剿”
队伍撤离大安后，敌人施尽种种毒计，摧残苏区群众，捕杀地下党员和苏维埃干部。在敌人反复“清剿”下，苏区遭到空前浩劫，仅崇安就有三百多个自然村被完全毁灭，四千六百余户被杀绝，死难者达三、四万人。敌人为了对付闽北红军游击队，一是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二是实行“移民并村”，将小村并入大村，制造无人区；三是实行“碉堡政策”，在村庄周围筑起碉堡，派重兵把守。四是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不让群众接触游击队；五是实行“计口授粮”“计口授盐”政策，妄图“困死红军、饿死红军、淡死红军”，实现其“抽干塘水捉大鱼”的目的；六是实行强行征丁政策。面对敌人的封锁，红军游击队白天与猴子为伍，晚上与毒蛇共栖，过着天当房、地当床，野菜野果当干粮的生活，常常是朝不保夕，食不裹腹的状况。
图为红军游击队吃的野菜、野草
1935年2月上旬，闽北分区委收到中共中央分局转发的中央书记处关于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为了适应形势变化，加强部队统一指挥。闽北分区委决定对集中在坑口的党政军队伍进行整编，压缩机关与非战斗人员，重建闽北独立师，以实现统一领导，增强战斗力，有计划地打击敌人。2月中旬，独立师成立大会在长涧源召开，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卢文卿、政治部主任曾镜冰、参谋长张燕珍，下辖4个团，每团3个营，全师总计3000多人。一团由原五十八团一、二营和部分游击队组成，二团由闽北红二团组成，三团由原五十八团三营、闽北军区警卫营二、三连，教导大队一中队和部分军分区机关工作人员编成；四团由闽北独立团和崇安县独立营编成。各地方游击队也相机成立游击司令部和指挥部，县、区苏维埃主席，县、区委书记分别担任游击队司令和政委。为适应游击战争环境，对军分区机关进行大力压缩，不少干部战士调到部队工作，分区委领导机关及直属部队由原来的1000多人减到三四百人，军分区机关、军区医院、被服厂、兵工厂也都进行了缩编，精减下来的人员都充实到部队中去。
整编后独立师兵分两路向外游击，二、四团到崇（安）、浦（城）、光（泽）、邵（武）、建（阳）等边界活动，师长黄立贵率一、三团进入江西，连攻数地，以减轻闽北老苏区的压力，后活跃于邵武、顺昌及建松政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样既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统一了部队的指挥与管理，又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问题，减轻了群众的负担。黄道率分区委和军分区机关在武夷山脉一带转移。敌军千方百计追捕分区委领导机关，分区委机关越过分水关转移途中，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只身叛变，带领国民党军前来“搜剿”，致使分区委和军分区机关在崇安西南的三港陷入敌军重围，后巧遇独立师第四团，在其掩护下成功突围。但分区机关部队受到损失，分区委唯一一部电台也损毁，与中央联系从此中断达3年之久。
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分区委任命吴先喜为新的军分区司令员，在党内、军内开展反叛徒斗争，加强“提高革命信心，坚持革命斗争”的思想教育。同时，针对机构重叠不利于游击战争的状况，在崇安三港对机关队伍再次进行整顿，实行党政军战时一体化。三港整顿后，闽北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积小胜为大胜。1935年4月，黄道、吴先喜率部在江西金钟山设伏歼灭敌人2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200余件，取得“甘溪大捷”，戳穿了敌人“已消灭闽北红军”的欺骗宣传。
1935年2月，中共闽浙赣省委根据中央政治局的电示，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先头部队为基础，组建挺进师，原红七军团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分别担任师长和政治委员。这支队伍的基本任务是：深入浙皖，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根据地，打通与闽北、闽东的联系，取得有力的配合，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保卫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根据地。3月，刘英、粟裕率挺进师500余人由江西上饶进入崇安车盆坑，把先遣队北上时留下的洪家云部编入挺进师，将马长炎等率领的一个小分队30多人留在闽北，编入闽北独立师。3月下旬，挺进师向浙西南出发，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经常在龙泉、浦城、松溪、政和一带出入作战，与闽北、闽东红军互为犄角，互相呼应，对抗国民党军的“清剿”。
三、冲出重围，恢复和开辟游击根据地
中共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进行战略转变后的几个月里，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展开了艰苦的游击战，获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部队尚局限在敌人封锁线的内围或周边展开游击，虽然也曾抽调一部分兵力打出外围，但只是为了引开“清剿”根据地的敌军，缓解老根据地压力，一旦目的达到便返回，而没有完全确立打出外线、开辟新区的战略思想。所以，与敌周旋了半年，依然无法摆脱被动和危险的局面。1935年7月，黄立贵率部从建松政回到分区机关所在地崇安县岚谷附近的黄龙岩，向黄道汇报了这一地区敌人兵力空虚，部队回旋余地大的情况。
8月，闽北分区委在黄龙岩召开分区委扩大会议，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曾昭铭等参加会议。总结半年多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机械地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作了深刻剖析，形成一致认识，作出“大胆挺进敌后，开辟新的游击区”的决定。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的战术原则和斗争策略：一是改变单纯防御和内线作战的方针，在军事战略战术上，采取防御与进攻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向敌后挺进，开辟新游击区的作战方针。二是在政治策略上，实行“白皮红心”的两面政策，争取保甲长、大刀会，建立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少数顽固的敌对势力。三是在经济政策上，变打土豪为向土豪筹款，改分田废契为减租减息。黄龙岩会议成为闽北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闽北红军游击队变被动为主动，兵分三路向敌后挺进，一路由饶守坤、王助带领，挺进建松政，开辟闽东北游击根据地；一路由黄立贵、曾镜冰带领，开辟邵顺建新游击区；一路由吴先喜、刘文学带领，开辟资光贵游击区。
闽北独立师第二、三两团共约六七百人在饶守坤、王助率领下，突破封锁线，由崇安经浦城南下插入闽东北，在以建瓯玉山、迪口为中心的地区活动。这里敌人军事力量相对薄弱，我军首先争取和发动了群众，并争取了闽东北农村势力很大的大刀会武装。这样，我军很快站稳了脚跟，并开辟了以玉山、迪口为中心包括建瓯、松溪、政和、古田、屏南等地的闽东北游击根据地，打开了能够联络闽东红军的通路，队伍也发展到1000多人。
西南方面，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率部从崇安岚谷出发经温林关进入江西，先后敲掉岭源的敌人碉堡，袭击紫溪，攻占杨村，甩开追敌，经过光泽司前转回建阳黄坑向邵顺建挺进，在邵武独立营的配合下，连续出击邵武、顺昌、建阳3县边界的铁罗、书坊、仁寿等地民团和大刀会，建立中共邵（武）顺（昌）建（阳）县委。
西北方面，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和原光泽独立团政委刘文学率第四团二、三营，沿武夷山脉进发，到达资（溪）、光（泽）、贵（溪）、金（溪）地区，在抚东开辟了以柴家、昌坪、冷水坑为基点的资溪、贵溪、光泽游击根据地，恢复了党组织，建立了资光贵中心县委。经过艰苦斗争，闽北红军游击队恢复和开辟了建松政、邵顺建、资光贵三块游击根据地，加上原来的崇（安）浦（城）建（阳）老区，形成四块游击区。在战略上更可以密切配合，内线外线互相支援，红军游击队往返穿插，形成行动自如的局面，游击战争的开展更加有声有色。
为了执行中央在红军开始长征时下达的“闽北红军注意和闽东叶飞同志的部队取得联系”的指示，1936年2月，黄立贵率领的闽北红军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在政和县洞宫山禾坪村胜利会师，商定召开联席会议的时间等事项。4月，黄道、黄立贵、吴先喜、曾镜冰等与叶飞在政和县洞宫山仰头村举行为期3天的联席会议，双方就成立中共闽赣省委统一闽北、闽东两块根据地的领导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6月，黄道等人在崇安岚谷宣布成立中共闽赣省委。之后，又相继成立了省军区、省肃反委员会、省工联、共青团闽赣省委及闽北、闽中、抚东、闽东北4个分区委和4个军分区，闽北独立师所属4个团改为纵队建制。黄道任闽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叶飞任省军区司令员（未到职）。后因形势紧张等原因，闽北、闽东两个游击区未能实现真正统一领导。但经过会商，两块游击区的认识更加一致，闽北红军独立师政委卢文卿调任闽东独立师师长，闽东缪英支队划归闽东北特委指挥，联系更加密切，实现了战略上的相互配合，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年底，闽北游击区已遍及福建省的崇安、建阳、建瓯、松溪、政和、浦城、光泽、邵武、南平、顺昌、寿宁、建宁、泰宁、周宁、屏南、将乐、古田，江西省的资溪、广丰、铅山、金溪、上饶、贵溪，浙江省的庆元、龙泉、江山等26个县的广大地区，闽北独立师也由原来的4个纵队发展到6个纵队，成为闽北三年游击战争最好时期。
四、国共和谈，统一战线下的历史转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采取的却是“北和南剿”的政治伎俩，重新集结部队“清剿”南方红军游击队，闽北各游击根据地面临严峻考验。闽北独立师政委吴先喜和闽北红军独立师师长黄立贵先后在战斗中牺牲，闽北党组织和红军失去了两位优秀的领导干部和指挥员。
为促进全国抗战新局面的形成，闽北各地党组织及时转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2月，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组织成立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并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快邮代电”，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在中共闽赣省委的努力下，1937年9月底10月初，国民党方面派出江西省第七区保安副司令周中恂、光泽县县长高楚衡为代表，中共闽赣省委派黄知真、邱子明（黄道、曾镜冰稍后抵达)等，在光泽县霞洋乡（今寨里镇）大洲村举行抗日合作谈判。闽赣省委代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划出地方让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闽赣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闽赣边抗日义勇军，对方要解决给养问题等条件，国民党代表提出的要求是：停止打仗，停止打土豪分田地。经过7天艰难的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
图为光泽县寨里镇“大洲谈判”旧址
大洲谈判之后，国民党福建驻军、民团在崇安、邵武、建阳一带继续实行封锁，不断向游击区进攻。10月14日，闽北红军三、六纵队一天内三战三捷，连续拔除邵武二都桥、建阳响古村、杜谭村3个国民党军据点，打击了对方的嚣张气焰，迫使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下令取消军事封锁，停止进攻。中共闽赣省委抓住有利时机，指示建（瓯）松（溪）政（和）地区、邵（武）光（泽）建（阳）地区、资（溪）光（泽）贵（溪）地区各党组织分别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闽北的形成,胜利地实现从游击战争向国共合作抗战的转变。
1938年1月，中共闽赣省委根据党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指示，立即通知所属闽北红军游击队下山，在崇安长涧源集中后开赴江西铅山石塘镇整编训练。2月，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为团队长，曾昭铭为副团队长（政委），下辖3个营和1个机炮连，全团1500多人，奔赴皖南抗日前线。三支队五团北上抗日后，根据东南分局指示，解散了闽赣省委，成立闽浙赣特委，由曾镜冰任书记，并在崇安长涧源建立了合法的组织——新四军三支队崇安留守处，利用合法地位，广泛发动城乡抗日救亡运动。
图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崇安留守处旧址
五、生死坚守，游击战争中的闽北智慧
闽北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长征英雄史诗同样辉煌昭亮的壮丽凯歌。闽北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坚持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灵活多变的策略，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展现出非凡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战略战术、发动群众、统一战线、文化宣传四个方面。
一是因地制宜，构建灵活多变战略战术。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下，闽北山深林密、回旋余地大，闽北红军游击队探索出一套“藏、走、打”的灵活战术。敌人大部队进攻时，红军游击队就钻深山，入密林，或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到群众之中。先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经常转移，和敌人兜圈子、绕弯子，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林里打转。走得勤，走得快，走得利索，不停地“走”，拖垮了敌人，挫伤敌人的锐气，进而创造战机，掌握主动权，趁机消灭敌人；有绝对把握取胜且能避免过大伤亡的情况下，发挥红军近战、夜战的特长，注重突然袭击。根据不同的地势、敌情，采取不同的打法。当小股敌人搜山“清剿”时，便集中优势兵力，埋伏在隘口要道上，坚决干净地打个歼灭战；当遇到敌人大部队时，便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袭击敌人先头部队或截击其尾部，打了就跑。“藏、走、打”作为一套游击战术体系，是相辅相成的，闽北红军游击队正确处理了三者的关系，以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二是发动群众，领导开展群众性游击战。开展群众工作，在部队中提出“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的生存”的口号，用尽一切办法接近群众，用革命必胜的信念和新的斗争策略，深入村庄宣传红军政策，引导群众的日常斗争，镇压残害群众的反动恶霸，将没收的财物和粮食分给贫苦群众，对忽视和不开展群众斗争的现象给予严厉批评。经过艰苦努力，群众对红军游击队有了充分认识，明白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逐渐恢复，并能利用各种形式同敌人进行有效斗争。正是因为紧紧依靠群众，帮助人民群众得到并维护实际的利益，与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的鼎力支持，闽北各游击区的老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巩固，新区也得到迅速发展。
三是统一战线，凝聚力量支持游击战争。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闽北党组织及时转变统一战线方面的政策。在统战策略上，对危害群众作恶多端的地主民团头子实行严厉制裁，保护群众利益。对地主豪绅、保甲长的斗争策略是只镇压其中坚决与我为敌，在乡村为非作歹的少数分子，一般的则采取分化瓦解方法争取其保持暂时中立，利用其提供情报，筹款和购买物资。对闽北各地乡村颇有势力的大刀会，用又打又拉的政策，使一大批大刀会武装成为我军的盟军，进一步壮大了革命队伍。这样，部队在经济上得到接济，军事上有了耳目，打破敌人的“堡垒政策”和“隔离政策”，牢牢掌握了游击战争的主动权。
四是文化宣传，创造有利的政治局面。三年游击战争初期，斗争环境恶劣，革命宣传受到条件限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黄道还亲自创作《骂叛徒李德胜歌》，广为传唱，坚定同志们的革命信心。1937年时局转换时期，中共闽赣省委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一方面通过有效手段，积极宣传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一方面揭露蒋介石不抗日、“清剿”红军游击队的罪恶。利用地下党员担任主编的《闽北日报》作为宣传工具，呼吁一致抗日。团结和组织各阶层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建立歌咏队、“七七抗日剧团”、“抗日巡回演出队”等抗日救亡团体，黄道写下《抗日进行曲》《满江红》《抗日反帝歌》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加强宣传攻势。
（作者系中共南平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研究科副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