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镕（1899—1992），云南宾川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图为赵镕像

在北京市东城区外交部街胡同内有一处老式的宅院，不算宽大的红门上，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这里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中将赵镕曾经的住所。他参加革命做后勤保障工作，为国家管钱管物几十年，却没有私花过公家一分钱。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赞誉他：“顾全大局，是个好管家”。

从爱国学生到革命者

1899年10月17日，赵镕出生在云南省宾川县彩凤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时的中国正饱受帝国主义欺凌，无数仁人志士正苦苦求索救国救民之路。云南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站出来，加入救亡图存的行列之中，赵镕就是其中一位。

1917年，18岁的赵镕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1927年，当他得知朱德正在南昌创办军官教育团时，便报名入团学习，顿时“感到一切都焕然一新”。

在朱德的教育和启发下，赵镕终于找到了一生追寻的真理─共产主义，领悟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纷乱的政治局势中，赵镕如同找到了指路的灯塔，坚定地向组织表达了赤诚的革命信念，并于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1月，他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在湘南南部参加了著名的湘南暴动。4月，他跟随朱德、陈毅等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从此，赵镕的革命生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背布袋的部长

1930年，赵镕任红军军需处军需员，后调任红12军经济处会计科科长。1932年，赵镕被任命为红9军团供给部部长。当时的供给部职责特别广泛，任务繁重，加上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使红军作战部队没有固定的基地，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物资短缺，造成部队物资供给极度困难。身为供给部部长的赵镕，积极组织供给部人员千方百计进行筹措，保证了部队的需要。

在红军长征时期，赵镕组织所在军团供给部一面筹措经费物资，一面动员1000多名群众，组成数十个运输队跟随大部队行军作战，保证了主力红军的基本军需，为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征途中，赵镕始终背着两个布袋子：一个装满银圆、银毫子，另一个装着账簿表册，走到哪儿记到哪，把账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布袋子弄丢了，他急忙跑了二里地才找回来。从此，这两个布袋子再也没有离开他的身边，连睡觉的时候，都要架一根扁担，头枕着钱袋子，脚踩着账本，于是战友们称他为“背布袋的部长”。

从井冈山时期到新中国成立，赵镕一直从事军队后勤领导工作。无论是深入商号动员募集资金，组建被服厂、制鞋厂、皮革厂、修械所、制弹厂等，还是在烽火硝烟中精心开办供给学校，赵镕都是在实践中探索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人民军队战时供应及后勤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早期在军队中做供给工作的大部分是农民，不会记账。赵镕了解这个情况后，就开始筹备创办红军供给学校。没有教材，他就自己编写教材；没有老师，他就把军队的会计集合在一起给他们上课培训。就这样，在军队里培养出一批会记账的人员。后来，赵镕还编纂了我军第一部《红军簿记学》，并亲自登台授课，为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后勤供给人才。

后勤干部最重要的品德是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赵镕管钱管物几十年，始终克勤克俭，严于律己，不贪不占，奉公守法。一生要求自己极为严格，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和利益得失，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后勤干部最重要的品德是廉洁奉公，一尘不染。”

新中国成立后，赵镕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一次，他的衣服实在补得不能再补了，于是夫人给他做了件新衣服，把旧衣服送给了锅炉工。赵镕得知后，又让家人把衣服要回来，然后把新衣服送给锅炉工。

身为高级干部，赵镕从不居功自傲。他为人亲切和蔼，生活艰苦朴素，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对儿女要求也同样十分严格。在女儿赵京娅的印象中，父亲赵镕唯一一次发脾气是因为自己浪费了一张纸。后来，赵京娅从父亲的日记中才得知，战争年代，父亲写日记都是在小纸条、烟盒上记，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把每张纸物尽其用。

受父亲的影响，唐山大地震时，赵京娅只身前往一线支援，临行前，赵镕对女儿的嘱托是“国家有困难，你应该去”，这句话牢牢刻在了赵京娅心里，让她永生难忘。

“熟悉昨天，珍惜今天，开拓未来……”这是赵镕留下的遗言。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他的精神和品格将永远为后世所传颂。

（来源：《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