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一年前,那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坚定的队伍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转移。为追寻这段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我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征程。当双足真实地触碰这些浸透鲜血的土地时,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感悟在胸中激荡出深沉的和鸣。我将尚未走完全过程的见闻和感受陈述如下:
我站在于都河畔,望着那波光粼粼的河面,想象着91年前的那几个夜晚。从1934年10月17日开始,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等渡口渡过雩都(今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河面600多米宽,水深1到3米,水深流急。没船没桥要渡河是不可能的。于都人民在60里长河段架起了5座浮桥,帮助红军渡河。周恩来后来有感而发:“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就建在于都东门渡口边。从远处看,出发纪念碑犹如一叶白帆高扬在碧波之上。这座2009年建成的纪念碑高19.34米,底座边长10.18米,寓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中革军委纵队等于1934年10月18日傍晚在此渡河,迈出长征第一步。碑身为双帆造型,寓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之意,底座宽大厚实,象征中央红军出征脚步坚实有力、一往无前、充满希望之意。
我抚摸着纪念碑底座的《长征歌》:“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这是陆定一写的《长征歌》中的第一首,是当年红军夜渡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真实写照,更是将当年于都人民依依送别红军的感人场景深情地展现在世人面前。秋风依旧,河水依旧,只是当年那些撑船的渔民大多已经离世。李明荣老人告诉我,他父亲李声仁当年只有18岁,和族人划着20余艘渔船,用两个晚上帮助红军战士渡过于都河。第三天,他们又熬了一整夜,将另一批红军官兵送过河去。“为了不让敌人发现,只能晚上渡河,撑船的人稍不注意就会翻船。”李明荣回忆父亲的话说,“父亲他们把附近那支红军队伍全部送过河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4点了。”
我沿着于都河岸走着,想象着那个星夜渡河的场面:月光下,无数红军战士静悄悄地登上渔船,渔民们熟练地撑船,河水拍打着船身,发出轻微的声响。没有人说话,只有偶尔的马嘶声和武器装备碰撞的金属声。这是一次不问归期的送别,没有人知道这一走何时能回来,甚至能否回来。
一、湘江之血:信仰的淬炼
离开于都,我来到了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这里记录着长征路上最惨烈的一战。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湘江上游广西境内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突破封锁线,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纪念馆内,一面巨大的数字墙震撼人心:湘江战役红军牺牲人数达3万余人,平均每公里倒下600余人。玻璃展柜里陈列着一件件遗物:锈迹斑斑的军号、磨破的草鞋、变形的子弹壳……每一件都诉说着那场血战的惨烈。最令我动容的是一封未寄出的家书,字迹已被鲜血浸染得模糊不清:“娘,儿此去生死未卜,若不能归,请勿悲伤。儿为穷人翻身而死,死得其所……”
林丽萍的故事在这里得到了印证。这位于都县实验小学的音乐老师,2014年在纪念馆的“英名廊”找到了她小爷爷的名字。“原来他是在这里牺牲的”,林丽萍说,“找了七十多年,终于知道了他的下落”。像这样的故事,在湘江两岸不知还有多少。当地老人告诉我,战役结束后,湘江水三个月都是红色的,老百姓从河里捞起的红军遗体就有上千具。
站在纪念馆的沙盘前,我仿佛看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红军将士前赴后继,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的炮火。红34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敌人用担架抬他去邀功的路上,他毅然扯断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不正是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吗?
湘江战役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信仰的力量。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红军将士为何能如此视死如归?因为他们心中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正如纪念馆结束语所写:“湘江战役的惨败,使广大红军将士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鲜血没有白流,它浇灌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觉醒。
二、遵义曙光:真理的光芒
离开湘江,我来到了贵州遵义。这座黔北小城因1935年1月的那次会议而永载史册。走进遵义会议会址,那栋二层小楼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一楼的作战室里,墙上挂着的军事地图已经泛黄,桌上的马灯仿佛刚刚熄灭。二楼的会议室里,二十把木椅围着一张长方桌,桌上放着几个粗瓷茶杯。
就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死存亡关头,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讲解员告诉我,会议开了三天,常常争论到深夜。当时红军处境极为艰难,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自我革命精神。
在纪念馆里,我看到了一份珍贵的史料: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份决议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字里行间体现着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站在会址的小院里,我想起了毛泽东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犹如黑夜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路。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遵义会议告诉我们:一个政党最可贵的能力不是永远不犯错误,而是能够认识错误、纠正错误。这种自我革新的勇气,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风雨而愈加坚强的关键所在。
三、冷的铁索热的血:意志的丰碑
从遵义向西,我来到了四川泸定,站在了那座著名的铁索桥前。大渡河水奔腾咆哮,十三根铁索横跨两岸,木板铺就的桥面随着脚步晃动。很难想象,1935年5月29日,红军勇士就是在这摇摇欲坠的铁索上,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对岸的。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里详细记录着那场战斗:红四团一昼夜急行军240里,赶到泸定桥西岸。当时桥板已被敌人拆除,只剩下十三根光溜溜的铁索。二十二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攀着铁索前进。对岸敌人疯狂射击,子弹打在铁索上当当作响。第一名战士中弹落入河中,第二名立即补上……最终,红军夺取了泸定桥,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在纪念馆里,我见到了当年参战老红军王永模的回忆录:“攀爬时根本顾不上害怕,心里只想着完成任务。铁索晃得厉害,手心被磨得血肉模糊,但谁也没松手。”这种舍生忘死的精神从何而来?老红军说:“因为我们知道,拿下这座桥,红军才有生路,革命才有希望。”
站在桥中央,望着脚下湍急的河水,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勇气不是不知道害怕,而是明知道危险却依然向前。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他们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青春之歌。今天的我们走在摇晃的铁索桥上尚且心惊,当年他们是在怎样的信念支撑下完成这一壮举的?
泸定桥战斗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为红军北上开辟了通道。更重要的是,它向世人展示了红军将士无坚不摧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源于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源于对党的绝对忠诚。
四、永恒的长征:精神的传承
走完这段长征路,我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从于都到湘江,从遵义到泸定,每一处遗址都在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每一件文物都在传递着那种感天动地的精神。
长征是什么?长征是信仰的远征。正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支撑着红军将士爬雪山、过草地,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长征是真理的求索。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长征是意志的淬炼。泸定桥上的二十二勇士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
今天,我们纪念长征,不仅是为了铭记历史,更是为了传承精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这条路上同样会有“雪山”“草地”,会有各种风险挑战,但只要我们弘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奋斗精神,就一定能够到达胜利的彼岸。
离开泸定桥时,夕阳将铁索染成了金色。我忽然想起一位老红军的话:“长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是的,长征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它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这场跨越时空的行走,让我的心灵得到了一次净化,让抽象的历史变得具体而温热。长征精神的内核,在新时代焕发着永恒的光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更需要以长征精神砥砺初心。那些镌刻在江河山脉间的红色基因,终将化作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密码。
当夕阳为泸定桥镀上金边时,我忽然懂得:历史从未远去,它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活在当下,指引未来。
附:
《满江红·党史长歌》
赤焰燎原,惊雷动、洪流浩荡。
循忠迹、井冈星火,延安灯亮。
万里长征磨铁骨,太行烽火驱魑魉。
挽天河、打垮蒋王朝,乾坤朗!
红船起,山河变。
戈壁爆,苍霄破。
更神舟揽月,蛟龙探海。
复兴阔图开盛世,丝路云帆连浩漭。
看今朝、巨擘绘新篇,群峰仰!
注:
1.词牌体式
采用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正体,双调九十三字,上阕四仄韵,下阕五仄韵,全词押入声韵(荡/亮/魉/朗/变/破/海/漭/仰),声调激越铿锵。
2.对仗考虑
上阕“万里长征磨铁骨,太行烽火驱魑魉”(工对);
下阕“神舟揽月,蛟龙探海”(流水对)。
3.核心用典
“挽天河”化用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喻解放战争如天河倾泻,涤荡旧政权;
“巨擘”:典出《孟子·滕文公》“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此处双关:既指党和党的领导核心如擎天巨擘,又暗喻“擘画蓝图”之动势;
“丝路云帆”:融合陆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意象(李益“洞庭舟帆争利涉”),赋予“一带一路”历史纵深感。
(作者系武夷文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