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良弼（1102-1166年），字岩起，号龙山，顺昌人，南宋名臣。他“减鬻爵，禁贩奴，抚诸洞，歼群盗”，在平定寇乱、治理边疆、整顿政事中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为官“刚介质直”，受到朱熹高度评价。明正德《顺昌邑志》载朱熹赞曰：“巍巍龙山，颖悟不凡。筹边制策，信孚洞蛮。经略著效，通达大体。玉轴牙签，善贻厥子。”

余良弼生平功业

余良弼于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及第，初在韩世忠军中为粮官，后为福州知府张守的幕僚。绍兴初年（1131年左右），顺昌县匪患频发，叛军贿赂官吏，县令闻风弃城而逃，百姓流离失所。余良弼临危受命，以书生之躯前往叛军巢穴。祖母徐夫人临行告诫道：“乡井墓坟，莽为盗区，亲党囚虏，汝能解纷，是亦吾心。”[]余良弼亲赴险境，向叛军晓以利害之后，贼寇气焰顿消，因此未动一兵一卒便使县境安宁。可时局动荡，战乱纷至，余良弼祖母此时离世，朝廷要破格启用他，他却坚持守孝，甚至不惜以死明志。主帅遣人来劝说：“金革变礼，上方南顾，忧切堂宁，情苟徇私，岂达国体，公以来归，义不忍起。”大意即皇上正忧心战祸，若大人拘泥私情，岂合国家大义？余良弼才忍痛接印履职。迁知临安府富阳县（今杭州市富阳区），改枢密院属官。后又因母亲老病，以左奉议郎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观。绍兴十一年（1141年），在张守的推荐下，任大宗正司属官，主管财用。不久又出任漳州通判。

余良弼到任漳州，见官府财政困窘，前任官吏暗中按户派盐，百姓不堪其苦。他察访民情，命属衙按时发放本钱，盐户定期缴纳食盐。自此官吏不再苛刻，盐市供应充足。自漳州又调任温陵（泉州），兼任南外宗正司丞，过后又升任为监丞。南宋时因避战乱，皇族宗室大批南移到泉州，南外宗正司是管理赵氏皇族的机构之一，同时随迁。后安南道（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发生重刻印章、意欲自立为王的逆反之事。顿时朝堂震荡，众臣公认唯有余良弼能胜任调停，便任命他为广南西路转运判官。余良弼即刻南行，携敕书疾驰五岭，向安南宣示天朝威德，严斥安南僭越之举。安南蛮酋理屈词穷，不敢造次。次年，又推诿僭越之举全是下属妄为。余良弼置之不理，以示朝廷宽宥。

广西钦州守吏贪财扰民，引发边民骚动，余良弼弹劾罢免贪官，并上疏痛陈广右军政弊病：“禁军厢军皆有定额，粮饷差役本应实名发放，可近来各州兵卒逃亡，名额虚存，而且官吏勾结，私收逃兵称‘暗投’，克扣粮饷称‘鸿沟’。逃兵更名换姓逃避稽查，犯事就再逃往他处。”余良弼奏请严申禁令，限期自首，逾期必诛，朝廷当即准奏。户部滥发度牒盘剥百姓，他奏请减半，万民称庆。徐闻一带盗首盘踞岭海，他联合两路官兵一举剿灭，震慑蛮荒。

隆兴元年（1163年），余良弼知靖江府（治今广西桂林）。朝廷诏令卖爵筹饷，他奏称：“广西地瘠民稀，州郡户口不及江浙一县，若再加征敛，百姓必逃。”朝廷特许减免。针对边民被贩交趾为奴的积弊，他制定新规：提高举报奖励、抓获三人即授官，官员纵容同罪，士官参与贩卖则罢职。同年，贼寇王宣造反，叛军连破茂名、古藤。他派兵将合围，但守将轻敌战败被俘，两广援军又遭弩手伏击。余良弼断言：“疲弱之兵反露虚实。”于是发布招安檄文。又适逢朝廷召他入京，贼首原本已应招降，但广东将领李宏想邀功突袭叛军又发生变故，便有人诬陷他此番作为是养寇自重，余良弼坦然卸任。次年，贼寇王宣仍然受降，曾经诽谤余良弼的人皆羞愧难当。因有功，余良弼复为权发遣静江府，充广南西路兵马都钤辖、主管经略安抚司公事。不久，致仕归乡，官终左朝请大夫、直密阁。

士林典范和家风传承

余良弼遍历要职，举荐人才不遗余力，昔日的下属和学生，也大多声名显达。他倡导德行，不屑做溜须拍马的事，而招致小人的闲言碎语。晚年归隐龙山，终日与书卷为伴，寄情山水。因学识渊博，尤精经学，不少学子自千里而来求学，凡经他指点，皆如醍醐灌顶。余良弼家中藏书万卷，是当时福建路著名的藏书家，他亲自整理藏书编目，告诫子孙务必勤学不辍。其《教子诗》云：“白发无凭吾老矣，青春不再汝知乎。年将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幸有明窗并净几，何劳凿壁与编蒲。功成欲自殊头角，记取韩公训阿符。”[]既有对时光易逝的感慨，更有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在家乡顺昌龙头岩下筑堂，题名“龙山堂”，南宋黄裳所云“南望一峰若游龙”，即此。余良弼对子孙感叹：“龙山可乐，终老于此，复何忧哉？”

乾道二年（1166年），余良弼溘然辞世。其子赶赴庐陵（今江西吉安），恳请当时归乡隐居的胡铨为父亲撰写墓志铭。因胡铨与余良弼是同年同榜进士，情谊深厚，胡铨当即应允。胡铨，字邦衡，号澹庵，江西吉州庐陵县人。他刚直不阿，曾上书乞斩秦桧，其忠义之举凛然于世，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四大名臣之一。但胡铨因事务缠身，一直无暇提笔，直至余良弼的女婿——右从事郎、吉州军事推官林之文又途经庐陵再访胡铨，他便铺纸研墨，挥笔写就了《广东经略余公墓志铭》。这篇墓志铭收录于《全宋文卷四三二八·胡铨三〇》。虽标题有误，余良弼是广西经略而非“广东”，但文中官衔及生平确系余良弼无误。此文道尽了他文能安邦，武能定乱，忠孝两全的一生。

余良弼的优良家风在其子余大用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朱熹称赞：“大用廉介不苟，遇事敢前，盖有公之风烈云。”[]余大用任建阳尉时，政声卓著，继承了父亲刚直不阿的品格。

可惜《龙山文集》已佚失，顺昌县志中余良弼生卒记载亦不详。笔者遍寻至《全宋文卷四二七九·余良弼》，才记有生卒年“1102-1166”及文章两篇《顺昌县重修儒学记》《双溪楼记》。《顺昌县重修儒学记》于明嘉靖版《延平府志》内有收录，《双溪楼记》：“七闽号东南山水佳处，延平又冠绝于他郡，剑溪环其左，樵川环其右，二水交流。”乃描绘延平二水交流之景。顺昌县志中有余良弼撰《英烈祠记》。《闽沙邓氏族谱》中有余良弼为同是建炎二年进士的沙县人邓柞所撰写的墓志铭《安抚邓公柞行状》[]。现存余良弼传世之作寥寥，今日仅可略窥其文学风貌之一斑，实为研究之憾事。

据称余氏世居顺昌县城南余坊村，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红巾军发动反清起义，由于余坊人积极响应义军，清兵便把余坊村烧毁，大批无辜村民被杀害，小部分逃往顺昌各个偏远山村，从此余坊村几乎没有余姓。1990年，顺昌县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水南村龙山下发现余良弼墓前石刻神道碑（碑长2.32米、宽61厘米、厚13厘米），碑文刻“宋经略使龙山余公神道”，今存于顺昌县博物馆。

余良弼与朱熹的交往

朱熹年谱长编记有：“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在泉州，识泉州通判余良弼。”[]绍兴二十一年春，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绍兴二十五年七月“奉檄调旁郡，因代者未至，送老幼归里，在泉州候职”。而年谱中推测余良弼于绍兴二十六年六月至二十七年（1156-1157年）九月间任泉州通判。故在此期间，朱熹与余良弼同在泉州，相识并结为好友，时常共研经义。余良弼作为政坛前辈，当时正主理泉州政务。三十多年后的绍熙四年（1193年）十二月，余良弼之子余大用任建阳尉，带着父亲的文集送到朱熹的案头，朱熹抚卷太息，挥笔写下《跋余岩起集》。

朱熹回忆起与余良弼在温陵共事（朱熹尝谓“小山”高埠为清源山龙脉入城之冲，故“地气独温”，由此称泉州为“温陵”）时，余良弼“立心处己，则以刚介质直为贤，当官立事，则以强毅果断为得。至其为文，则又务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无含胡脔卷，睢盱侧媚之态，使读之者不过一再，即晓然知其为论某事，出某策、而彼此无疑也……”然而“近年以来，风俗一变，上自朝廷搢绅，下及闾巷韦布，相与传习，一种议论，制行立言，专以酝藉袭藏，圆熟软美为尚，使与之居者，穷年而莫测其中之所怀；听其言者，终日而不知其意之所乡……观于龙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以慨然而有感矣。……衰莫零落，乃复得斯文而读之，其所感于今昔之变，又当如何也哉！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朱熹笔下的余良弼，是士大夫精神的完美典范：为文不作空谈，务求“明白磊落”；处世不愿逢迎，坚守“刚介质直”。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与当时文坛盛行的“酝藉袭藏，圆熟软美”形成了鲜明对比，宛如寒暑昼夜之相反。当63岁的朱熹再读龙山文集，颇为感慨，不仅是对故友的深情追忆，还明白了孔子曾经的体会：“真正负责任的史官，看到史书上有问题的地方，就把它空缺出来，等待将来有识之士来补上，而有马的人，如果自己没办法去驯良它，就会借给那个善于驯马的人来驯服，可现在世风日下，没有这种情况了。”朱熹正是以古代文学重内容轻形式、浑朴敦厚、气骨刚健的优良传统来批判当前衰靡的文坛。自从投降派在南宋朝廷里占据统治地位以后，随着抗金复国的希望日益渺茫，人们的士气也日益孱弱低沉，而文学也随之日益萎靡不振。这种文风的转变，实则是士人精神堕落的表征。朱熹身处南宋偏安一隅的历史节点，既经历了抗金复国的热血澎湃，也目睹了投降派主导下的士气消沉，面对这种形势，他痛心疾首。

余良弼的“刚介质直”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更是对士大夫脊梁精神的坚守。朱熹对文坛风气的批判，实则是对整个时代精神的反思。当“明白磊落”的议论精神消失殆尽，当“刚介质直”的士大夫品格成为稀缺品，余良弼的存在恰似一面明镜，映照出南宋的精神困境。

（作者系顺昌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研究股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