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当国家真正遭遇危难，山河失色，草木含悲，哀鸿遍野，唯有文脉传承不绝，才能让国史稳固，民族精神得以延续。东南文脉，悠悠传承，其源头之一可追溯至武夷山。
千年文脉的基因流转
武夷山，历史久远，其先民作为“百濮”之一的濮族，早在先秦时期，就参与了周武王伐商的牧野决战，是较早参与先秦朝代更迭的部落。秦末，天下大乱，“无诸、摇率越归番阳令吴芮……从诸侯灭秦”。公元前202年，汉高帝刘邦因无诸辅佐汉朝有功，“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史记·东越列传》），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武夷山参与中原政权纷争的开端。在今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城（古汉城）遗址，出土了锄、犁、耙以及弩机、齿轮、铁矛头等先进的中原生产工具和兵器，还有“常乐”“万岁”“乐未央”等极具文化象征意义的瓦当，这些都见证了武夷山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传袭。
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约555年）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定居武夷山，在此讲学著述近20年，史载“崇人知学自野王始”，自此，武夷文明开启启蒙篇章。北宋时期，崇安籍词人柳永开一代慢词之风，少年时创作一组游仙词《巫山一段云》，赞美家乡“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其《乐章集》之《雨霖铃》“杨柳岸，晓风残月”、《望海潮》“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广为传唱，人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闽北籍理学家杨时、游酢北上洛阳，拜“二程”之一的程颐为师，留下“程门立雪”和“吾道南矣”的千古佳话。时光流转至南宋，朱熹在武夷山潜心治学，“琴书四十载”，集理学之大成，创立朱子理学，一时间门人弟子辈出，武夷山也因此成为“道南理窟”，新儒教自此鼎盛，声名远扬，被誉为“执全国学术之牛耳”。他在自己创建的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1687年5月官方重修时康熙皇帝赐予御笔“学达性天”匾额）写出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等代表性著作，成为新儒学的经典，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这些成为元、明、清科考的指定用书，其思想理论体系作为明清时期官方正统哲学思想达700年之久。位于景区武夷宫的冲佑观，作为武夷山重要的文脉传承地，据地方志记载，仅宋朝提举或主管过的就有朱熹、吕祖谦、辛弃疾、陆游等56人。
武夷山“三教同山”，不仅是新儒学的发源地，也是佛、道文化的重要传播地。武夷山作为道教第十六洞天“升真元化洞天”，有彭祖基、止止庵、天宝殿（会仙观、冲佑观、万年宫）、桃园洞开源堂、天游观等道教文化遗址，在此驻足过的有彭祖、武夷君、葛仙、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等。自古名山僧占多，武夷山也不例外，早在唐朝武德元年（618年），佛教就传入武夷山，仅唐天宝至后晋天福年间兴建的寺庙达20多座。南宋时期，武夷山高僧迭出，被佛教名籍《五灯会元》收录的就有近10位。唐末本土僧人翁藻光云游修行，潜心钻研，证得果位“扣冰辟支古佛”，其影响超越武夷山水，播至浙赣，远至四川，位居全国名僧“六祖下五世”之列。清初居武夷山50余年的铁华上人，杖锡京师，传播佛法，声震朝野，促使武夷山跻身佛教“华胄八名山”。武夷山，从承载着深厚文脉传承之地，逐渐成为推动文脉传承的关键所在。
武夷山这座中国东南的文化重镇，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从先秦时期的濮族参与中原纷争，到朱熹在南宋时期创立理学，再到抗日战争时期成为“东南联大”的所在地，武夷山始终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这段历史不仅是武夷山的记忆，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传承文脉的生动写照。
战火硝烟中弦歌不辍
当战火烽烟燃遍华夏，武夷山意外成为文明的避难所。东晋南北朝“永嘉之乱”、唐末五代十国，军事纷争，政权更迭，民不聊生，中原望族衣冠南渡，这里成为“八姓入闽”的首达地和中转站。岁月的车轮行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铁蹄无情践踏中华大地，生灵涂炭，国器文物惨遭厄运，华夏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国立北京、清华和私立南开被迫一路南迁，先至湖南长沙，最终抵达云南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但鲜为人知的是，1940年9月在我国东南的福建武夷山，曾创办一所“东南联大”，即“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后改为“苏皖联立技艺专科学校”），以收容沦陷区苏、皖、浙、闽、赣一带流亡青年，并施以教育，培养师资，为国储才，也开创了武夷山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1940年3月，在武夷山武夷宫着手筹办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该地山岚环抱，曲溪围绕，风景宜人，环境幽静，确实是建校读书的好地方。建校总投资34500元，新建教室6间、图书馆1座，还有办公室、教授楼、教职员宿舍、学生宿舍等建筑。还选派人员奔赴闽、赣，乃至上海租界搜购图书仪器等，并得崇安县朱子裔孙朱教授寄存古籍数千册。当年秋季，学院顺利开学，设文、法两科，文科又分社会、史地、教育三学系，法科则分政治、经济、法律三学系，吸引了东南各省200多名学生前来，莘莘学子怀着抗日救国思想，不畏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冲越敌人封锁线，负笈入闽求学。1941年秋，学院改为苏皖联立技艺专科学校，开设银行、会计、行政管理、机械工程、应用化学、茶叶6个科系，其中银行会计、行政管理、机械工程3个科系仍设在武夷宫，应用化学、茶叶两科系则设在赤石村。同年10月，学院规模进一步扩大，有学生400人、教员100人、工人60人、眷属100人、运输兵100人、电话兵15人，还在赤石村增建校舍和宿舍。在武夷宫和赤石茶村的校舍里，应用化学、茶叶系的算盘声与机械工坊的锻打声交织成特殊的抗战交响曲。
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的教师大部分是留学的高材生、博士等，如孔充（留美，行政学）、范任（留法，文学）、周枬(留比，法律）、詹剑峰（留法，伦理学）、李宗义（留英，哲学）、邹文海（留英，政治学）、梁希杰（留日，历史），等等。学院以“公诚”二字为校训，初建时期实施军训，管理也基本上是军事化，教务处和训导处对学生学习、思想管理皆称严格。学生们晨起诵读于青山绿水间，夜晚图书馆座无虚席，教室一灯如豆苦读不辍；课余生活丰富多彩，组织开展辩论会、不定期出版壁报《武夷风》、刊物《拾荒》，组建篮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周末比赛，还有歌咏队组织同学唱抗日歌曲，欣赏戏剧、话剧和观看电影等。杏坛育后昆，弟子沐春风。在良师的精心培育下，学生们刻苦学习，并以所学知识和才能，奉献于社会，取得了优异成绩，俯仰无愧于祖国和人民。学员当中，英才辈出，涌现出一大批经济学、文学、历史学及茶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葛家澍，当代诗词名家马祖熙、世界古代史学家胡钟达、寓居海外学者陈铁凡等。从《苏皖政治学院季刊》（1941年6月创刊号）中，可以看到文章篇目有《罗马法上几个问题的研究》《现代政治思想的性质及其问题》《中国文化之动向与改造》《美国教育新印象》《民族性之研究》《从地理政治学上观察国家生活形态》《建设国家与改造国民思想》《诸子学派探源》《民族自信与固有文化之认识》《孟子养气之法》《民族文学谈话——诗》《武夷小志（附武夷诗选）》。由此可见，其选题视野极广大又尽精微，当时流亡学者青年已经非常注重文化传承和国脉延续，并借鉴世界其他文明，提出有见地的思想和方略。
血色记忆的文史见证
尽管武夷山（崇安县）偏居一隅，却未能如地名所寓意的“崇地安宁”。日本帝国主义在疯狂侵略中国期间，对中国领土野蛮侵占掠夺，对中国人民残酷奸淫烧杀，武夷山人民也未能幸免，承受了无尽的苦难。武夷山虽然幸运地躲过了陆上战火的直接侵袭，但来自空中的灾难却难以幸免。地方县志《崇安县新志》及武夷山市政协文史资料《日机轰炸崇安目睹记》均有记载（另据《福建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亦有相关记录）。
1941年4月25日，天气晴朗，崇安城关的各界群众，忙于各自的生产和工作，对于意外事件并无一点戒备。约在上午八点钟左右，空袭警报突然在空中呜呜回响。八时三十分左右，预备警报刚刚响过，警报声还没停止，紧急警报又响了，根本来不及躲避，敌机一个大队，27架日本飞机已侵入崇城上空，从西方上空沿横城街、南门外至溪东盘旋二圈。大人、孩子们还指手划脚地嚷着吵着，朝空中看热闹，有的在算着飞机架数，有的在评论着这飞机飞得真高真快，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些就是比老虎还凶狠的恶魔，侵略我们国土，屠杀我们人民的敌人。一刹那工夫，其中一个小队3架飞机向横城街、观音井一带领先投下几颗罪恶的炸弹，刹时黄泰山药店(今农行城关营业所附近)着弹起火，接连又是一小队、一小队俯冲投弹，还不断地用机枪扫射，间隔扔下绝灭人伦的燃烧弹，顺着今老年大学、崇东大桥沿市区街道至南门外，采用炸弹、机枪、燃烧弹三管齐下的残忍手段，猖狂烧杀崇城居民时间达半小时之久，城区被毁民房20多栋。在南门头鬼仔门(今崇安街水东门)附近，敌机又投下炸弹十多枚，顿时，栋栋民房在哗啦啦声中倒毁。接着，敌机就一小队、一小队、三架、三架顺着城区，沿街道由南向北连续投弹。有的炸弹正中房屋，有的炸弹炸在街道，也有的炸弹落在沿城边的崇溪河里。这时，火光四起，房屋倒塌，溪水瀑溅，满城大乱，居民们仓忙逃跑，呼天喊地。敌机直炸到城北坑头巷(今西门头清献大道)、横城街(今和平路)后，又凶狠地掉头飞回，由北向南猛炸猛射。至十一点半左右敌机飞走，留下血肉纷飞的崇安街道。此次轰炸投弹70多枚，死44人、伤48人。接着，敌机直窜崇安当时较繁荣的赤石街。赤石街所在的下街，是繁华的茶庄、商店集中的闹市，被炸为废墟，十几幢民房中弹，9栋房屋被夷为平地。
在另一次轰炸中，朱子故里——崇安五夫古镇也未能幸免于难。1942年7月26日，正当五夫乡农村集市日，人货云集，街道繁盛之时，3架日寇飞机突然从东北方向飞来，在集市上空列队，向五夫街射击，投射炸弹、燃烧弹13枚，历时10分钟，农民连奴才和一个13岁的女孩被炸死，100多人受伤，烧毁民房25栋，损失惨重，这是日寇从残害城市人民转而残害农村百姓的又一个罪证。
浴火重生的精神密码
1941年4月至1942年7月，日机多轮轰炸崇安城乡，造成武夷人间地狱：横城巷的房屋轰然倒塌，南门外的瓦檐在爆炸中碎裂，赤石街的茶香被硝烟吞噬。66岁的王富生祖父在惊骇中猝死，游安仔家中老母与妻子同时殒命，年仅10岁的占妹仔在家中厅堂中弹死去，未爆的炸弹斜插在刘宝文的园子，内迁崇安的福州三一中学丁老师携着英语教案倒在废墟。崇溪河水倒映着断壁残垣，文明的创痛深埋进武夷红壤。
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了武夷山人民一笔笔的血债。这些血的教训，让崇安城关居民认清了日寇的凶残本质。此后，居民们纷纷行动起来，挖防空洞，筑防弹堡，以防范和抗击敌寇的再次入侵。一边是硝烟弥漫、战时重建，一边是文脉传承、振兴教育。
1940年8月，由当时福建省政府拨款，开办费1000元，另外每月核拨经费350元，创建崇安县立初级茶叶职业学校。聘省建设厅茶叶改良场主任张天福和茶叶专家庄晓芳、王通和等3人为组织委员。校址在赤石企山，由张天福任校长，学生30余人，修业期2年，开设代数、理化、土壤、茶业概况、制茶工艺、公民等20个课目。1941年，校址迁往城关孔庙内，增设一个班，并改为3年制，生源一部分由赤石儿童教养院保送，另一部分由示范茶场保送，衣食费由保送单位负责。1941年8月，福州私立陶淑女子中学经古田迁崇安，与此前迁入崇安的福州私立三一中学合并，改称为私立三一、陶淑联合中学。设初、高中两部，初中5个班，高中3个班，学生605人。1942年下半年迁回古田后，同年成立崇安县初级中学，开设的课程有:国文、代数、几何、公民、动物、植物、音乐、图画、英语、物理、化学、体育等13个课目。
1940年11月至1942年1月，当地政府聘请当时福建省内地方志专家、厦门大学文学院郑丰稔教授任总编辑，组织编写一部含上下册、31卷、60余万字的《崇安县新志》，记述自汉代以来2000年间的建置沿革、山川名胜、农业交通、物产赋税、历史名人、文化艺术、风俗民情等自然和社会状况，这是了解崇安县历史的珍贵资料，不失为一部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地方史文献。据该志“大事记”记载：针对当时文庙倾圯、殿庑荒秽情况，1940年8月，县政府耗资三万余元，修孔子庙（文庙），大成殿遗址“规复旧制，而轮奂一新”。
街市、商铺、民房、庙宇、祠堂、校舍被炸，居民、商人、农民、师生伤亡，武夷文脉传承面临着空前危急！武夷儿女在血火中觉醒：防空洞里的烛光映照着《论语》残卷，内迁学校的钟声在废墟上重新敲响，朱熹讲学的九曲溪畔又响起“为天地立心”的琅琅书声。文脉与战火在此激烈碰撞，最终熔铸成民族精神的不朽丰碑。从闽越王城的瓦当到朱子精舍的典籍，从抗战学院的讲台到防空洞里的课桌，武夷山见证着中华文明在苦难中淬炼升华。当轰炸的烟尘散去，书院遗址的苔痕间依然萌发着文明的新芽——这或许就是五千年文脉最坚韧的注脚：任他山河破碎，总有读书种子在血火中生根。
（作者系中共武夷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主要参考书目：
1.《崇安县新志》（1941年编撰 鹭江出版社2013年版）
2.《武夷山市志》（武夷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3.《见证岁月》之《崇安县文史资料》（第七辑），武夷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15年12月
4.《江苏省立苏州学院校史》（江苏学院校友联谊会2007年编印）
5.《苏皖政治学院季刊》（1941年6月创刊号）
6.采访录《葛家澍和他的大学（苏皖联立学院）》
7.《江苏学院简要历程》（徐州第三中学 赵爱武）
8.《江苏学院四十年》（江苏省立江苏学院旅台校友会1980年版）
9.《福建省抗日战争期间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