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1902—1963)，原名罗慎镇，湖南衡东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查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图为罗荣桓像

在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新8号，曾居住过一位共和国元勋，他就是开国元帅罗荣桓。1954-1963年，罗荣桓元帅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近10年的时光。

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战争年代，罗荣桓和普通战士一样吃用老墙土熬出来的硝盐，穿补丁摞补丁的破军衣，晚上钻草堆、睡门板。行军途中，他骑的战马上不是驮着病号，就是摞满战士的枪支和背包。长年累月的作战奔波给罗荣桓的身体带来了严重的伤害。

1946年7月，组织上安排罗荣桓到莫斯科就医，并为他配置了一笔生活医疗经费，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笔钱竟然一分都没有用到他自己的身上。到了莫斯科以后，由于苏方的招待，这笔钱没派上用场。那时苏联卫国战争刚刚结束，有很多我们国家派到苏联去学习的同志，罗荣桓就拿出一部分钱来，给他们添了一些衣物，还有学习用品，自己一分钱没动。回国以后，他就把剩余的钱如数交给了财务部门。

经过一年的治疗，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的好转。回国后，组织上安排他一家在哈尔滨市区一处很宽敞的独立庭院里住下。这座庭院设有豪华的舞厅、会客厅、洗漱间等，原是一位旧时官僚的别墅。这跟罗荣桓之前住过的房子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因此，他心里感到很不安，曾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另找一处普通的房子，将这座庭院作为办公用，但始终没有结果。有一天，他到谭政家去做客，见谭政住的是一处二层小楼，便跟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起初还以为罗荣桓在开玩笑，但没过几天，罗荣桓一家真的搬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一家搬进了北京南池子18号。后来因为房子实在过于拥挤，他才于1954年举家搬到了东交民巷新8号，并在那里一直住到逝世。

始终做人民的一员

在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率兵开辟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工作中，罗荣桓终坚守在革命的最前线，但生活中，他却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中的一员，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对组织上给予的各种福利待遇，他一直秉持能免则免的原则。他常对妻子林月琴说，要经常检查有没有违反规章制度，是不是多领了公家东西，还嘱咐妻子，有些制度规定该发的，也尽量自己解决，不要去麻烦组织，有些能够动手做的事情，就不要让工作人员去做。

有一次，罗荣桓元帅出院后，发现家里多了4把藤椅，就问秘书藤椅从哪里来的。听说是总后送的，他就接着问：“给钱了吗？”秘书说没有。他立刻很生气，就让退回去。秘书说：“总后说了，因为您生病，办完工作以后需要休息，就送来了这几把藤椅。”他说：“乱弹琴，我一个人生病，需要用这么多藤椅吗？全部送回去。”秘书也很为难。最后，罗荣桓说：“不送回去也可以，照原价付钱，用我的薪金。”

因为心脏病，罗荣桓元帅常常卧床不起。医生为了让他在读书看报看文件或与他人谈话的时候方便一些，就从医院给他弄了一张摇床。他知道后说：“医院的摇床怎么能弄回家呢？医院还有很多比我更需要它的人。”后来拗不过他，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拿了四百块钱，从上海定制了一张摇床。除了自己始终秉持清正廉洁，罗荣桓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曾经反复叮嘱子女，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革命到底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因肾功能衰竭住进北京医院，病重之时，他仍不忘叮嘱家属坚决不搞任何特殊化行为。当时林月琴想让儿子回来看看罗帅，但他坚决不让，他说孩子就应该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不能因为我是元帅就搞特殊化，我病了儿子就要回来看我，坚决不让。当时大家知道他病情危急，就瞒着他，偷偷地让儿子到医院来探望了他。

去世前一天，他看着病床前的妻子和儿女，用微弱的声音嘱咐道：“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叮嘱孩子们：“我一生选择了革命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听到罗荣桓逝世的消息后，正在中南海开会的毛泽东提议大家为罗荣桓默哀。默哀以后，毛泽东说，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啊。

作为共和国的元勋，罗荣桓戎马半生，身居高位，却始终清廉自守，身后家贫壁立，弥留之际仍嘱咐家人严于律己，深受后人敬仰。他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不搞特殊化的崇高品质，为后人留下了“严于律己、不搞特殊”的严谨家风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来源：《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