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澍然：治身心，自远名利始

高澍然（1774—1841年），字时野，号甘谷，晚号雨农，清代福建光泽人，著名的方志编纂和古文大家。自幼明敏好学，为文自有见解。读儒家经籍，常取《说文》诸书阐释涵义，学问日进。嘉庆六年(1801年)，选为拔贡，同年乡试录取为举人，授内阁中书。自感为官和学问不可得兼，便以父亲生病为由辞官回乡，专心儒家经籍和古文辞研究三十余年。他特别喜爱韩愈的文章，细心研读，精通其要旨，并为韩愈文章作评注，辑成《韩文故》。《清史列传》认为：“其文陈正义，言不过物，高视尘之表。”

回到家乡光泽后，高澍然先后曾掌教邵武樵川书院和光泽杭川书院，列举朱子学规，细心诱导学生严格要求自己。他往来讲学，不以为劳，论学以去名利心为第一要义，认为“去名利心不尽，有时而发，君子之决裂尤甚于小人”。教学上他注意启发，根据学员所学科目“勉以自得之道”。道光十六年（1836年），兴泉永道（道治兴化府，辖泉州府、兴化府和永春直隶州）道尹周凯聘请高澍然为厦门玉屏书院山长，“方三月，士皆知古学。受业者日益众，学舍亟不能容”（民国《厦门市志》）。

道光九年，高澍然应福建总督孙尔准和《福建通志》总纂陈寿琪的邀请，担任《福建通志》的分纂。《选举》《职官》二门，因旧志较为残芜，陈寿祺以高澍然“性耐烦碎”，特地嘱咐由他整理。又独纂《福建历朝宦绩录》四十卷、《闽水纲目》十二卷、《列传》等。根据《雨农府君行状》记载，有163卷出自他手纂，占通志的五分之二。高澍然沉博渊懿，对编纂工作严谨不苟，又是古文名家，其文气静而体洁，人称“朱梅崖后一正宗”。道光十四年二月，《福建通志》志稿初成，总纂陈寿祺不幸病逝，高澍然继任总纂。次年五月，通志基本编纂就绪，即将脱稿付印，然而巨绅梁章钜却突然提出异议，称志稿体例存在儒林混入、孝义滥收、艺文无志、道学无传、山川太繁等“五大不善”，并总督程祖洛、学政陈用光提出重审要求，得到应允，导致“毁志之祸”酿成，志稿被封存审查，部分稿件散失。直到道光十五年，魏敬中续纂《福建通志》，最终在四年后完成总纂，志稿被削删，400卷巨帙被削成278卷。高澍然虽愤愤不平，却也无能为力，只能在《答王观察书》中提出：“求将原稿、窜易稿两存，以待后之公论，孰得孰失，当有能辨之者。”并在他的《抑快轩集》中收录多篇列传，留存通志文稿，以待后人。

道光十五年，高澍然返回光泽。由于县志已80年未修，且以往体例多不规范，知县觉罗永安、盛朝辅先后聘请他纂修《光泽县志》，但因“经费未集，采访有待”，修志工作一度暂停。道光二十年，《重纂光泽县志》30卷终于纂成。全志对史实讹误进行了认真雠校，较以往各志质量有很大提高。

高澍然一生，除读书研究学问外，别无其他嗜好，虽书画古物，未尝留意。他胸怀淡泊，性情真挚，援笔直书，不为名利所动，认为“治身心，自远名利始”。嘉庆十年，礼部会试，有朝中大臣复阅他的试卷，十分欣赏他的才华，有意将他罗致门下，他却不肯去拜谒。与人说:“座主考官一日文字之知，而自托门籍，曰师曰受业，岂守道君子之所为邪！”又有大臣得知他夫人去世，想将女儿嫁给他，他不欲攀附权贵，婉言谢绝。嘉庆十五年，汪志伊出任福建巡抚，府学教授吴贤湘将高澍然所作文章推荐给他，嘱高澍然作《道一论》。高澍然说:“我非应试生，奈何以此尝我！”终不肯为。后汪志伊的儿子汪正鋆以所业古文求教于高澍然，他则直言无讳，认真评讲。在县家居，他从不以个人私事向知县或郡守提出要求，但有关百姓切身利益的事，他却常常陈述自己的意见，为地方多办好事。如修文庙、建义仓、筑县城等，他都率先倡仪，深得百姓的信赖。

道光二十一年,高澍然在家中病逝。邑令以高澍然学行文章宜崇祀乡贤，向朝廷提出申请，特建东涧书院奉祀其中。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诗音》15卷、《春秋释经》12卷、《论语私记》2卷、《福建历朝官绩录》40卷、《闽水纲目》12卷(附图一卷)、《河防三编》各1卷、《抑快轩文集》73卷、《韩文故》13卷、《习之先生文读》10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