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医疗

一个政权的确立、稳定、发展，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培养必须倚靠教育。

教育是个大事业。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共进入10年的对抗期。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城市大量抓捕杀害共产党员和左翼作家等。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革命旗帜，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创建发展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广大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闽北苏区不断扩大，土地革命不断深入，政权建设不断发展，红军队伍不断扩充，大量的工作需要大批的知识干部去开展、去完成。

黄道面对的闽北苏区的现状却是——文盲率达90%以上。闽北分区中心区的崇安教育更是落后，此前，15万人口的崇安只有一所高等小学，入学的大多数是地主、富农的子女。

闽北分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一结束，黄道就开始办教育。

当时教育工作的重点是办党校。

1931年7月，大安，闽北分区委党校成立了，比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3月创办的中央马克思主义大学早2年，比1939年秋成立的福建省委党校早8年。

大安街头的闽北分区委党校虽然才萌芽，却很快结出硕果。培训结业的一批批学员回到工作岗位，填补了闽北党组织中知识干部缺乏的空白。学员们以极大的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黄道看着第一批学生意气昂扬地走出党校，微微地笑了起来。岁月峥嵘，闽北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迈上了新台阶。

全民教育也普及开来，全面设立教育部。崇安县苏维埃先行设立，各区苏政府相应增设。教育部的班子搭起来，基层教育工作有了领导力量。

闽北分区的教育缺乏师资，黄道就在大安街创办列宁师范学校。校长由黄道的妻子吴品秀担任。

文盲太多，就举办工农夜校识字班和识字站。来识字的工农子弟全部免费。

自上而下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县、乡、村三级红色区域都设立小学（有的称列宁小学，有的称红旗小学），口号也提出来了——“在苏维埃政权下，不让一个工农不识字”。工农夜校、识字班、成人补习学校、读报组……工农大众白天忙生产，夜晚读书识字。每当夜幕降临，大安街就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孩子记性好、识字快，黄道就把孩子当成先生用。安排孩子们守着各个路口，路口插着木牌，当行人走近木牌时，孩子就会上前问：“同志哥！你认识这个字吗?”如果不认识，孩子就当起先生，慢慢地教过路的行人，直到会读会写为止——文盲全部都有“不耻下问”的高尚情操。

没有教材，黄道就亲自编写《工农读本》。《工农读本》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亲自编撰普及教育课本的一个范例。黄道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去，大手笔，效率快，《工农读本》很快就编定了，印刷后供苏区学校和各类培训班使用，共4册，120课。

黄道编的工农读本是政治读本。

第一册第一课就开宗明义地写道：

革命，革命，向前进，向前进！

读本谈到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性：

工人和农民，是世界上最穷苦的人民，要想不苦，就要革命。

读本分析了农村各阶级：

农村阶级，非常复杂，土豪、劣绅、地主、富农、商人是剥削阶级，贫农、中农、雇农、苦力、手工工人，他们是被剥削阶级。中农同样被人剥削，他们也要参加革命。

至于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也必须分析：

土地革命，解放穷人，没收土豪田地，分给穷苦农民。

工人向资本家斗争，农民向地主斗争，雇农向富农斗争，一切被压迫者，向压迫者斗争。工农团结起来，实行阶级斗争，只有阶级斗争，才能解放穷苦工农兵。

黄道编的工农读本是科学知识的读本。

传播自然科学，破除盲目迷信的教育贯穿于全套课本中，如《响雷和落雨》中一段：

有农民问：“天上没有河，怎么会下雨呢?”

火根又说：“地面上的是水，受热即化为水蒸气，向上升腾遇着空气的冷气，就凝结成水点，落下来，便是雨……”

生病要看医生，而不是求神问卜：

某村有个妇女，儿子生了病，不去请医生，只是求神问卜，后来儿子死了，妇女哭得要命。生病不请医生，死了真可惜。

除了德育（政治教育）、智育，卫生教育、体育也要跟上——所谓科教文卫体嘛。

要有公众意识，工农大众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工农读本》第三十八课《清洁》一文中指出：

清洁好，清洁好，常洗衣，常洗澡，家庭常打扫。清洁身体好，清洁精神好，身体好，精神好，革命工作做得好。

要灭蚊灭蝇：

蝇能传染痢疾，蚊能传染疟疾，蚊子叮人的身体，蝇子飞到菜饭里，都会传染疾病的，要想不生病，就要扑灭蚊和蝇。

体育教育不放松，这在《工农读本》里也写得很明确：

跳高、跳远、赛球、打拳、打棍，这些都是运动。运动身体好，运动精神好，要紧张斗争工作，就要参加运动。

体育不只是写入教材的问题，强健的体质不是靠读出来、看出来的，况且革命年代，体育运动不只是增强体质而已。

黄道将党政机关迁到大安后，随即在大安街对面开辟了一个运动场。1932年5月1日，全闽北分区首次体育比赛大会正式在大安召开。

首届苏区体育运动会，参加的运动员达2000人。

大会上，黄道穿着黑色列宁装，头戴八角帽，拿着大话筒，用洪亮的声音说道：“体育比赛在我们苏区是第一次，参加比赛的同志感到紧张，怕赛不好，这不要紧，只要大家想到，我们练好本领，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卫我们的土地革命成果，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赛出好成绩。回去以后，更好地训练，更多地消灭反动派！”

比赛分体育和军体两大项目：体育项目有跑步、跳高、跳远、举重、武术等；军体项目有操练、射击、投弹、对刺等。

不同名次的锦旗各不相同，一等奖是绣有飞机的锦旗，二等奖绣的是火车、三等奖是轮船。颁奖仪式上，长涧源代表队来领奖的时候，黄道说：“你们就是长涧源队的?你们操练得很好。去年方志敏同志率红十军来闽北，攻下长涧源，就是你们配合的吧！”又鼓励说：“回去把大家发动起来，多练一些项目。大家身体练得棒棒的，又都会打仗，就不怕敌人进攻！”

苏区的工农兵扫了盲，学习了《工农读本》，许多人可以开始阅读报纸了。报纸是宣传的重要阵地，在黄道的指导下，党、政、军等组织都创办起了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党——中共闽北分区委的机关报《红旗周报》（后改为《红旗》）、机关刊物《党的建设》；

政——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工农报》；

军——闽北军分区的机关报《红色射手》；

团——共青团闽北分区委的机关报《列宁青年》；

联合创办——中共闽北分区委、共青团闽北分区委、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闽北总工会和闽北军分区政治部联合创办的机关报《红色闽北》。

苏区的印刷部门印刷报纸采用的是石印版，每期均印发1000份。党报党刊发行面很广，发行到闽北苏区各个县的党、政、军、团、工会各部门以及学校、乡村、俱乐部、图书室等。这些报刊，是喉舌，是阵地，对开发民智、指导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黄道也适时在党报党刊上撰文。1932年1月，黄道就在中共闽北分区委的党刊《党的建设》上撰文《应该纠正目前党内几种严重错误》。这次，黄道不是宣传与鼓动，而是摆事实、列问题，以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文章中，黄道罗列了闽北党内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态度、错误的行为：崇安一些同志希望脱党，自由自在，赚钱享清福；崇安三区的党员不做工作，去做生意，党员商人化；建浦县一区区委做五夫民团士兵运动，不团结士兵，却与民团团长妥协，在民团团长家中喝酒；苏维埃政府财政困难没发生活费，一些干部就不愿意做工作；广丰县委对于分区委的指示，不讨论、不传达，只放在书记的口袋里，书记与女人睡到早饭后才起床，向上级报告不忠实，报告说得非常好听，事实却很多相反……随后，黄道指出：共产党员要为阶级利益牺牲个人利益；那些只顾个人，不顾阶级，赚钱享福的，是资产阶级富农思想；我们的工作，要站在阶级立场上，要发动劳苦群众，不是拉拢上层分子；共产党人的革命，是要为劳苦群众谋利益，不是为了几块钱的生活费；在阶级斗争紧急时刻，决不能丝毫怠工，报告上级要忠实。

很显然，实事求是地谈党的工作，切实指导党的工作，是那个时期闽北苏区领导人的共同努力方向。1931年12月30日，《党的建设》第二期，刊登了共青团闽北分区委领导人汪明的政论《加强党对C·Y的领导》，对闽北苏区共青团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1932年《党的建设》第七期刊登的闽北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邹琦的文章《怎样去开支部会议》和崇安县委的文章《反对把目前斗争工作放弃于流水》等，都对指导苏维埃运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就在撰写《应该纠正目前党内几种严重错误》不久，敏锐的黄道发现了党的队伍中混进的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必须加大宣传，扼杀各种不良现象于萌芽状态。黄道撰写《反对把党不看重的分子》，列举了余良、夏优胜及一位未具名的阶级异己分子的事例。

余良的老婆有反动嫌疑，被闽北分区的政卫局扣留。余良当场就扬言说：“为革命死也是死，为老婆死也是死。”军委负责同志私下批评余良；支部会议上，同志们教育余良。余良表面上接受了，但仍然恋恋不舍。当保卫局把余良的老婆驱逐出境后，余良竟然想骗军委的钱，跟老婆一起跑。

大安区委书记夏优胜，闽北分区的党委调他去广丰工作，他本来准备去了，要离开的那天，他竟然不向党组织请假，跑去送老婆回家。

黄道还提到一位担任过区委书记的，党组织找他谈话，要调他去广丰，他家庭困难，组织已经答应给予津贴上的帮助，结果他跑回家后，写信给组织说不去了。

黄道认为，这些人是对党不忠实的投机分子，只顾老婆、只顾家族，不顾党、不顾工作的观念，是不能允许的。

一个人既加入共产党做党员，就应该认定自己是党的一分子，党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离开了党就是没有个人的生命，也就没有个人的利益。只有为党工作，为党的主义牺牲个人，决不能为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党的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只有信仰党服从党，……任何东西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对党的观念，这样才配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

《应该纠正目前党内几种严重错误》《反对把党不看重的分子》这两篇文章都是指导闽北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文章。除了黄道等分区领导撰文，党报党刊还积极向广大群众征稿。

《红色闽北》的《征稿启事》写道：“凡在苏维埃旗帜下工作的同志，最好而且应该将他对于苏维埃运动的一切有关文字在本刊贡献出来，无论长短篇著作，极力欢迎。”同时，对稿费也有大概的说明：“来稿直接寄至闽北崇安《红色闽北》报编辑部……每篇有一角至一元不等，依其文章内容（不限它长短）来决定。”

闽北分区对报刊是重视的，黄道对宣传革命的力度、对开发民智的努力是巨大的。要知道，在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中，最低的稿酬一角钱相当于一斗米的价值。

医疗工作在教育工作全面铺开的同时也开始启动了。

创办党校的同月，黄道着手创办闽北红军医院，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苏区人民服务。

红军医院选址大安的道观厂，为营一级机构，设内科、外科。紧接着，1932年春，又在大安的张山头创办闽北红军医院调养所（又称中医院）。

西医与中医，治病与调养，大安的医疗体系初具规模。

没有药材，红军医院就地取材，利用中草药治伤治病。

武夷山中，杜鹊花、车心草、六月雪、枇杷叶、苦菜、冬泡刺、南瓜心……都成了药材；蜂蜡、猪油也用于医药。这些中草药有去暑解毒、退烧止血等功效，把它们加工成药膏或者药粉，医治伤口效果良好。

医疗设备不足，就变通着法子。蚊帐布经过加工洗涤和高温消毒当纱布，旧棉经过洗三道煮三道当药棉，食盐经过加工当消炎药水。

闽北红军在对敌作战时，常打胜仗，缴获药品、食盐、布匹和器械。这些战利品，也是红军医院药品和器械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