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运动·运动

1925年，黄道以狂飙突进的姿态，先后参加三次民主运动，一是以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的身份参会，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二是推动五卅运动的开展；三是领导学生参加关税自主的游行。

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为了对抗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以促成真正的国民会议产生的一次大会。

自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驱逐溥仪出宫后，政坛又是瞬息万变。段祺瑞在各派军阀协商下，走向前台，重掌政权，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宣告成立。另一方面，张作霖奉系军队陆续开进山海关，气焰嚣张。在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三个主要政治力量的角逐中，冯玉祥落败，受到段、张排挤，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

三个矛盾重重的枭雄却在此前邀请孙中山北上一事上取得一致，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段、张也先后电邀孙中山，表示欢迎。

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上，并指出在全国正式政府未成立前，组建“国民会议预备会议”，是为号令全国的总机关。通过“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团结全国人民，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群众运动又开始复兴。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开始了统治合法化的一系列动作：筹备召开善后会议，通过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代表会议；再通过国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组织正式政府，段祺瑞即可堂而皇之地成为合法的最高执政者。一个月后的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根据《善后会议条例》规定，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四类，绝大多数是军阀、官僚和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等，却没有人民团体的代表。

条例是反民主的条例。孙中山向段祺瑞提出要求，其中一条基本要求就是：善后会议要能够兼纳人民团体代表。

孙中山的要求不被采纳。

北京政局急转直下，正迅速滑向独裁化。

孙中山决定——国民党员不参加善后会议。

1925年2月1日，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会议喧喧嚷嚷，争吵了两个月，终于通过《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和《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等议案。4月21日，大会草草收场。

必须用民主来反对独裁。

李大钊领导北方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针锋相对的群众斗争，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

3月1日至4月15日，国共两党所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0多位代表到会，代表了20多个省区、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的成分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等。大会比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迟开1个月，闭幕时间却比善后会议早6天。

黄道以江西代表的身份参会。黄道与各位代表共同行使民主的权利，否认段祺瑞向善后会议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揭露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坚决反对以国民代表会议代替国民会议。黄道和与会者一致认为：真正的国民会议必须对外代表人民利益，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军阀武装。大会通过了国际、国内、财政、宪法等问题重要决议案。

代表民主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与代表独裁的善后会议进行政治角逐。

段祺瑞政府不仅拒绝采纳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议案，而且以暴力胁迫，4月30日，查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和设在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总会。

独裁的政治导致了民主运动的失败，黄道更加认清了军阀的面目，也受到了一次全国民主政治运动的锻炼，切实感受到了人民群众汹涌澎湃的力量。

3月12日，正当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孙中山因病在铁狮子胡同5号行辕去世。两个多月前，黄道从火车站一直护送他到行辕。如今这位一生致力于民主革命的先驱去世了。斯人已逝，而民主之路还那么漫长，黄道收起悲恸，以更大的热情与勇气投入到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去。

接着的，便是五卅运动。

5月15日，上海的日本商人故意关闭内外棉七厂（内外棉厂是日本的纺织工业集团），停发工资，工人则要求上班发给工资养家糊口，但遭到日籍员工以及雇佣的外籍巡捕的开枪射击，共产党员顾正红被打死，多人受伤。

导火索已经点燃。

工人、学生和广大群众闻讯，极为愤怒，连日抗议示威。5月30日上午，2000多名上海学生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强烈抗议，声援工人，并号召收回租界。英国巡捕逮捕100多名学生。下午，1万多名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公然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多人。

是为五卅惨案。

一得知消息，黄道立刻跑到北京学联。一些热血青年已经聚集过来，大家一起商量，决定号召北京学生行动起来，举行支援五卅受难工人的集会、游行以及请愿活动。夜深了，黄道回到宿舍，转身，又伏上案头，挥笔疾书，他要撰文唤醒国民，让人民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随后，在北京学生联合会出版的《北京学生》的“英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学生专刊”上，赫然刊登了一篇《帝国主义的横暴行为与中国民众》，作者——黄道。

黄道旗帜鲜明地指出，“一部中国近世外交史，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史”。

黄道旗帜鲜明地指出，“要谋中国人民的永久安宁，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

黄道说：“帝国主义列强的工厂厂主不但不肯允许工人的要求，而且毒打惨杀，种种横暴行为，无不施于之我颠连无告的中国工人。他还以为未足，他们还要主使他们欺负中国的工具——巡捕——来共同殴杀中国工人。这次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我们实在看不出工人的要求有什么不甚当的地方，但是帝国主义久已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久已视华人与狗同等，对于工人们的要求便一概不纳。并且造出种种谣言，用出什么‘暴动’‘排外’……种种名词以相恫吓。一方面串通中国不肖官厅来帮同他们压迫中国工人。这种情形，已与他们对待印度、朝鲜……各殖民地相同，中国国民，还有什么‘自由’‘平等’‘幸福’之可言。中华民国还有什么‘独立国家’之可言……最近上海英巡捕枪杀学生的暴行，更是闻所未闻……中国国民受了这种奇耻大辱，若不一致反抗，那么将来生命的危险，谁也不能保险。而且一任外力之压迫，亡国的惨祸，便是要迫在眉睫了。”

文末，黄道大声疾呼：“我们对于这次惨剧，要认清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一种宣战，而他们所恃的便是他们的强权。所以我们于此便非努力根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他们的万恶势力不可。全中国民众，大家要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建设我们的独立自由国家！”

7月8日，黄道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宣传和调查代表的身份离开北京，前往武汉。黄道的任务是从北京到武汉，再由九江到南昌，推动五卅运动的开展。黄道当年在南昌二中就读，到南昌容易开展工作。据当时的《晨报》报道：

北京学生联合会黄道、徐士渊分任苏皖赣鄂宣传及调查代表，已由汉抵浔，今日可到省，将向省方接洽宣传，并促成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分会之成立，以与北京响应。

可是，此时，五卅运动已进入尾声。黄道抵达南昌之前，上海总商会已经召集了76个团体开会，讨论开市的问题。终于，商界妥协，停止罢市。这是6月23日的事。

中国共产党和总工会为了保存力量和巩固已有的胜利，决定停止总同盟罢工，改变工人斗争的策略，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各行业工人逐渐复工。

商人开市、工人复工，黄道作为学联代表，到南昌推动五卅运动的开展已无多大意义。正是暑假的时光，黄道回到横峰，曾经的同学吴先民、邹秀峰、钱壁听说黄道回来了，纷纷找上门来，听他讲外面世界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心向往之。黄道说：我们在横峰也可以宣传革命。大家一合议，决定组建一个宣传进步思想的团体，黄道说：我们的团体就叫“岑阳学会”。假期很快结束，黄道告别几位好友，返回北京。一场新的运动随即展开。

五卅运动后，段祺瑞内忧外患，举国上下一片“反帝倒段”的怒潮。段祺瑞决定召开“关税会议”。他玩起了“一石二鸟”的阴谋，一面迎合帝国主义，一面欺骗全国人民。李大钊、赵世炎等共产党人在北京党团刊物发表文章揭露关税会议的骗局。中共北京党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关税自主运动，揭穿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阴谋。北方区党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针对关税会议的阴谋，提出了“关税自主”的口号，并联合发布了《告工农学生军士书》，提出“要想真能得到关税自主，只有民众以自己的力量实行革命以后，自己宣布关税自主”。

宣讲、游行、大集会、大游行。

黄道与北京学联根据北方区党委的指示，组织北京学生和教职员工走上街头、走进厂区宣讲，告诉群众、工人帝国主义召开关税会议的真实意图和侵略本质，让群众、工人签名，要求政府实行真正的关税自主。

黄道和学联领导人一起，组织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学生参加关税自主，反对关税会议的示威游行，黄道高呼“无条件的关税自主”“反对欺骗中国的关税会议”“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媚外政府”等口号。队伍轰轰烈烈，口号此起彼伏。

10月25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雪耻会、工人雪耻会等团体数万人齐集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大会，黄道穿行在人群里，把一张张传单递送出去。那是揭露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互相勾结欺骗人民阴谋的传单。

11月22日，北京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国民大会”，举行了游行，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随后，北京学联在学生军的基础上组织了北京革命学生敢死队，黄道是这支队伍的领导者之一。

11月28日，各校学生教职员工齐集于神武门前。黄道等带领敢死队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革命敢死队约200人，10人为团，有团长1人指挥；10团为队，有队长1人；各队联合为全队总队，设委员5人，有指挥全队之权。另外还设有约100人的交通队，他们骑脚踏车随队往来巡看，负责维持秩序和传递消息。游行的形式已经升级，举行的是“半武装之民众示威”。前导手执“首都革命”的大旗；游行者各自手执旗帜，旗杆全是木棒。这是充满革命豪情的示威游行，旗帜鲜明——“杀卖国贼”“扫除安福余孽”“民众大暴动”等字样赫然在目。游行队伍包围了段祺瑞政府，随后又前往段祺瑞的住宅，准备对段祺瑞进行群众公审，迫使他下台。

黄道清楚地知道，他面对的是最高统治者和国家机器，民主运动不可能那么顺利。

果然——

12月29日，天安门，黄道前往参会。国民大会正在召开，国民大会的宗旨已悬挂成条幅高扬在群众的眼中：“推翻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府”，这是一场即将开始的“首都革命”。但是，大会已经泄密，不明身份的歹徒混进群众队伍中捣乱，“首都革命”的夺权斗争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经过“首都革命”的洗礼，邵式平找到黄道，表示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道拍拍邵式平的肩膀，说：“太好了。”随即，黄道把邵式平的请求递呈当时负责北京市高校党、团工作的刘伯庄。刘伯庄找到邵式平，一番同志式的谈话后，由陈毅、黄道做介绍人，11月，邵式平被批准加入共青团，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虽然，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五卅运动、关税自主运动、首都革命运动相继失败，但黄道已浑身是斗争的艺术和才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