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庄征
1941年2月至1943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对包括邵武在内的闽北地区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军事围攻，但在中共福建省委以及闽北各级党组织坚强果敢的“反围攻”下，相继失败。国民党顽固派又根据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提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采取军事、政治和特务三结合的阴险手段，在闽北大搞特务活动。我党利用国民党特务的部署和自首政策，与其斗智斗勇，以假自首进行反特务斗争，在邵武取得了以“特”反特斗争的重大胜利。
1941年11月，中共福建省委指派工作经验丰富的庄征为政治交通员，到江西铅山县河口镇建立交通联络站。庄征在河口镇开办一家“猪鬃合作社”，以经商的名义，开展活动。1943年9月，庄征（化名林俊仁）、张树雄（又名张宗显）、杨瑞玉（庄征的爱人）和刘静贞（化名林美珍，身份是庄征的堂妹）4人由于叛徒吴友松的出卖，在河口镇被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联络站逮捕，关押在铅山五都磨盘山国民党联络站里。国民党多次提审庄征并封官许愿，引诱庄征自首，但均被庄征义正词严地拒绝。两个月过去，国民党连“林老板”的真面目都没能弄清。
为了采取同破坏浙江、江西省委一样的办法破坏福建省委，国民党特务强迫庄征加入绥靖队，到闽北破坏福建党组织。在了解到国民党的目的是破坏福建省委后，庄征决定随绥靖队去闽北，而后见机行事，设法将这个情况传递给福建省委。国民党坚持要求庄征办自首手续，庄征与刘静贞等人共同分析了福建省委关于假自首的规定，决定采取假自首的手段与特务进行斗争，写了一份假自首的“悔过书”，毅然决然地执行省委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政策。
是月，庄征、张树雄、刘静贞和叛徒吴友松随绥靖队一起来到建阳宝山，杨瑞玉被扣作人质，留在联络站。到达建阳宝山的次日，庄征参加绥靖队头目召开的商定破坏福建省委方案的会议。会上，叛徒贡献（即高鹏）提出了四点“城乡齐攻”的计划：一是马上分派熟悉福建党组织情况的人，到福州、南平、邵武、建阳等地搜捕各自知道的相关联络人员；二是武装进攻游击队；三是挑选一些人化装成香菇客，打入游击队做内线；四是在游击区周围实行并村，切断游击队同群众的联系。这是一个狠毒的计划，倘若执行，福建党组织将遭到严重破坏。为阻挠敌人通过这一计划，庄征以该计划弊多利少，只能抓到下面一些小头目，反而会“打草惊蛇”为由予以否决，并将计就计提出“擒贼先擒王”，要想破坏福建省委，就要把省委书记骗下山，可骗到邵武，然后在邵武城里来个“一网打尽”的缓冲之计。特务头子见庄征此计与他们两年前破坏江西省委的“拿手好戏”同出一辙，决定采取这一办法，将与省委的联系地点定在邵武。
到达邵武后，国民党特务企图利用庄征诱骗福建省委书记来邵“一网打尽”。庄征通过联系地下交通站、伪造信件等方式，与他们经过近五个月的周旋，在省委联络员的密切配合下，迷惑了敌人，推迟了敌人进攻日程，为省委赢得应变的时间，反特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又过了一段时间，省委派交通员李觉送来一封联络信，信中写道：省委下山前要先开个负责干部会议，要庄征、张树雄上山开会。特务见省委没下山，反要庄征、张树雄上山，生怕放虎归山。庄征等人巧妙地与特务周旋，庄征推说不愿去，杨瑞玉也以上山危险为理由，请求特务不要让庄征去，而张树雄又推辞不去，说他上山无法骗省委书记下山，只有庄征上山后，才能将省委书记带下山。为顺利诱骗省委书记下山，国民党特务同意让庄征一人上山。庄征同李觉上山后，随省委机关一起转移，顺利脱险。
过了一周，省委联络员送信来，信中写道：会期延长一星期，请家里准备迎接客人。特务见信后，在和平路租了半栋房子。联络员秘密递给刘静贞一张便条，安排3人脱险的办法。根据安排，刘静贞等人天天到北门外桥边等候接头人，但始终未能联系上。
又过了几天，庄征还没有回来，特务去庄征说的接头点抓人，才发觉上当了。特务一方面对刘静贞等人严加看管，日夜审讯，欲得知庄征的下落，但得到的始终是一句：“不知道！”另一方面，特务急忙从建阳调来人马，准备实行“城乡齐攻”的计划，但为时已晚。当他们调集三路顽军大举“搜剿”时，只在山上拾到庄征故意丢下的大衣。特务误以为庄征在山上被杀了，便把杨瑞玉、张树雄、刘静贞投入邵武监狱。不久，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站站长黎典尧率人将他们带回联络站审讯，又将他们带到建阳去抓捕地下党，结果半年都未抓捕到地下党员，只得将杨瑞玉、刘静贞关押在崇安（今武夷山市）的集中营（1942年6月，上饶集中营迁至建阳徐市，1943年9月，又迁至崇安城郊），将张树雄关押在联络站。直至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签署《双十协定》，根据协定，释放被囚的政治犯，上饶集中营撤销，杨瑞玉和刘静贞获释，不久又投入到革命运动中。
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邵武的以假自首破坏国民党的自首政策，即以“特”反特的反特务斗争，是中共福建省委抗日反顽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利用他的东西来保护干部，利用他的东西来破坏他的企图”，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不仅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活动，同时保护了福建的党员干部。
1946年3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北上延安。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毅等中央领导先后接见了曾镜冰，对福建的革命斗争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刘少奇表扬福建党组织在抗日反顽斗争中有“三大创造”，即“武装退却、合法斗争与武装斗争结合、反特务斗争”，并指出：“你们创造的经验相当成熟，有系统”。中央领导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的“三大创造”，正是福建省委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带领广大干部、群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取得的。
图为邵武北门外接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