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底10月初，中共闽赣省委与国民党方面派出的代表在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经过艰难的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此后，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在大洲指示所辖的建（瓯）松（溪）政（和）、资（溪）光（泽）贵（溪）、邵（武）光（泽）建（阳）等地区党组织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和谈，并达成协议，促成了闽赣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胜利，闽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7年1月，黄道偶然从一张包盐的报纸上看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在闽北红军游击队一次战斗中截获的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发现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杂志，得知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黄道敏锐地意识到，国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根据形势的发展，1937年2月7日，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3月7日，成立闽赣省军政委员会，黄道任主席，曾镜冰、曾昭铭任副主席，并发布训令指出，当前“党的总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对付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之后，黄道以闽赣省军政委员会的名义通过“快邮代电”的形式，不断向江西、福建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
在全国抗日形势进一步高涨的影响下，在党中央的支持下，经过闽赣省委的不懈努力，国民党方面接受和谈。黄道派中共光泽扫帚尾区委书记蔡诗珊为谈判联络员，负责与国民党方面沟通谈判地点、谈判时间等事项。
在谈判地点的选择上，最终选择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大洲村位于闽赣省委驻地诸母岗山脚下，地处武夷山脉核心区，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进村仅一条蜿蜒小路。黄道预先在村口部署了一个排的兵力，守卫进村道路，如情况有变，我方代表可迅速转移上山，安全上有保障。
在我方谈判代表的人选上，充分展现了黄道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力排众议，决定派闽赣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秘书兼儿童局书记黄知真和闽赣省军区教导大队教导员邱子明为谈判代表。黄知真是黄道唯一留在身边的儿子，当时年仅17岁。黄道决定派黄知真做谈判代表的理由，一是在吴先喜、黄立贵先后牺牲的险恶环境下，如谈判是国民党阴谋设置的陷阱，意在“剿”灭闽赣省委机关，黄道不愿其他同志和战友涉险；二是黄知真可以代表黄道，表明我方诚意。
1937年9月底，国民党方面派出江西省第七区保安副司令周中恂（光泽县当时属江西省管辖）、光泽县长高楚衡为代表，与我方代表黄知真、邱子明（黄道、曾镜冰稍后抵达）等在光泽县大洲村进行谈判。谈判在涉及部队改编和驻防地点等关键问题时发生激烈争论。国民党方面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分散收编，提出把红军游击队收编到江西保安团，我方代表当即拒绝，坚持我军番号现在只能改为闽赣边抗日义勇军，在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以后，一切听从中央的指示。国民党方面想以给养供给有困难来要挟，表示如不答应他们的收编条件，不好确定番号和部队编制数，发放给养、津贴、被服等就有困难。我方代表驳斥道，十年来国民党没有供应给养，我们照样生存发展。国民党方面不得不放弃他们收编红军的企图，同意我方部队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接着，双方就集中地点又进行了谈判，我方提出集结地选在崇安、铅山两地区，因这一地区是金（溪）资（溪）光（泽）贵（溪）、邵（武）顺（昌）建（阳）、建（瓯）松（溪）政（和）及闽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交叉点，离浙赣线近，方便部队的集结和开进，并提出集结地点为崇安长涧源。国民党江西当局提出崇安属福建管辖，不好做决定，最终双方确定红军游击队在江西铅山县石塘镇集中整编。
经过艰难的谈判，10月初，谈判取得成功，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国民党方面基本上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条件：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释放政治犯；划出地方给红军游击队集中休整；将红军改编为闽赣边抗日义勇军，国民党政府解决给养问题；我方派一代表去请示中央，国民党政府要保证安全。我方答应：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不再建立新的苏维埃政权。
谈判成功后，闽赣省委机关进驻大洲村，黄道在大洲村指示所辖的建松政、资光贵、邵光建等游击区按照大洲谈判制定的原则，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并分别达成了协议，各红军游击队开始下山集结。大洲谈判开启了闽赣边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促进了闽赣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标志着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取得了胜利。
大洲谈判达成停战合作协议后，闽赣省委根据党中央和新四军领导人指示，立即通知所属红军游击队下山，在崇安长涧源集中后开赴江西铅山石塘镇整编训练。1938年2月，闽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为团长，全团1500余人。随后，五团奔赴皖南抗日前线。
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的成功组建，标志着闽赣边界地区国共和谈最终取得了成功。以黄道为核心的中共闽赣省委，在革命斗争形势转折关头，以民族利益为重，及时觉察国内形势的变化，果断地采取措施，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闽赣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图为大洲谈判旧址——光泽县寨里镇大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