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中央红军与闽北红军在邵武会师，打通了中央苏区与闽北苏区的联系。中央红军一军团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中势如破竹，几日内攻下数城。闽北红军审势而动，积极响应，最后实现会师目标，并共同在邵武城内开展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宣传扩军的活动，是中央红军与闽北红军团结一致、紧密配合，以及红军将士对于作战目标信念坚定的体现。

为了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14日，朱德、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战略主张，制定《红一方面军建黎泰战役计划》。根据建黎泰战役的具体部署，中央红军一军团第二十二军为右纵队，负责消灭泰宁地区的敌人。该纵队由广昌县巴口桥地区集结出发，经尖峰、客坊、均口、梅口向泰宁前进。10月18日中午，红二十二军攻克建宁弋口，驻守的国民党新编第四旅（周志群旅）一营兵逃往将乐。随后红二十二军又进占泰宁梅口，击溃从建宁溃退下来的周志群旅第二团一部。19日拂晓，红军继续追歼，并切断通往将乐的道路，敌人被迫折退邵武。当日中午，红二十二军围攻泰宁县城，周志群仓皇出逃，其主力向邵武方向退却，其一部向将乐方向退却。当日午后，红军进驻泰宁县城，缴获大批辎重，后继续向邵武前进，追歼周志群旅主力。

至此，国民党周志群旅损失达三分之一以上。“盖以邵武为闽北重要门户，关系至为重要”，18日弋口渡河之战后，国民党总部令周志群旅迅速收容整理部队，仍在原地与刘和鼎师固守待援。刘和鼎随即派队策应，李云杰军派两旅向东出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电令各部，于将乐、邵武各置重兵。20日，又电饬其部以主力协同周志群旅固守邵武、将乐一线。与此同时，红五军团接替红二十二军防地。21日，红二十二军驻梅口的第103团协同主力向邵武出击，当晚追至邵武大埠岗。驻守邵武的周志群部闻讯后，胆战心惊，于酉时电示总部：“本部力弱军竭，无力抵御”。国民党总部决定改变原定固守将乐、邵武之线的计划，指出：“如有变更必要，拟至万不得已时，令周旅会合第一六七旅固守两建（建阳、建瓯），第一八六旅固守顺昌洋口，第一六六旅兼顾延（南平）防，相机策应。”

10月22日清晨，红二十二军在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的率领下，奔袭140余里追至邵武城下。罗炳辉随即下令攻城，此时周志群部已精疲力竭，弃城逃往顺昌洋口。红军紧追不舍，并令一部截断大道，敌人只得三渡大河，折退建阳。红军一直追击至离邵武城40余里的界首，在追击残敌途中，与相向而来的闽北红军巧遇。

10月中旬时，闽北红军1000余人已在黄立贵的率领下，横穿苏区向邵武、光泽挺进，准备进攻邵武县城。22日，当闽北红军部队进入邵武下沙分站山坳附近时，与追击周志群残部而来的红二十二军不期而遇。双方都未看清来部，分别令各部迅速抢占山头，以占据有利地势，几近发生误会。待弄清楚情况后，两支兄弟部队都喜出望外，于是合军进城，一路欢声笑语，胜似久别亲人。黄立贵率闽北红军进城后，闽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在邵武城内会师。两军指战员互相慰问，有的交换了纪念品，革命情谊深厚，到处都洋溢着团结战斗的热烈氛围。23日，中共邵武特区委和邵光特区苏维埃政府与红二十二军取得联系，会同闽北红军，召开邵光县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重点讨论开展宣传发动，打土豪筹款，建立政权、群众组织及工农武装、游击队等事宜。25日，在邵武宝严寺召开邵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上推选周保龙、冯友才为邵光县革命委员会正、副主席。

在邵武休整的40多天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与闽北红军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土地革命，并在邵武城乡开展打土豪和扩大红军活动。为进一步巩固苏区，红二十二军抽调100多名战士，加上扩红的新战士，组编了邵光独立团，就地坚持武装斗争。12月，红二十二军和闽北红军还合师进攻光泽，一路扫荡各地反动民团，于次年1月解放了光泽县城。1月25日，在江西贵溪上清宫，红十军也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至此，闽北、赣东北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中央红军与闽北红军在邵武的胜利会师，一是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正确性的印证。中央红军和闽北红军在新占领地区发动群众、征集资材、巩固扩大区域，使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力量得到壮大，其效果无不印证了毛泽东“向东发展”战略方针的正确性。二是初步打通中央苏区与闽北苏区的联系。苏区之间既有军事协助又有物质交流，中央的命令、文件等能及时传达至闽北苏区，不仅加快了闽北苏区的发展，同时也壮大了中央苏区的力量。三是折射出中央红军与闽北红军听党指挥与服从命令的精神。听党指挥与服从命令是红军精神的重要内容，此次中央红军和闽北红军的会师，正是在严格遵照并执行党的方针指示下实现的，而会师的成功也正是红军听党指挥、服从命令精神的体现。

图为邵光县革命委员会旧址——邵武宝严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