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建松政农民暴动地点松溪县花桥乡路下桥村

20世纪初叶的松溪，以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为主，同时洋油、洋布等“洋货”商品倾销市场；土地基本被封建地主垄断，当时农村的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占有土地仅20%，地主、富农占80%；又属于国民党福建军阀卢兴邦部和土匪横行的区域，兵匪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连年混战，以致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松溪人民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情绪日益强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开始起航，起航之后是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影响下，建（瓯）松（溪）政（和）边境农民为谋求生存自发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斗争形式往往以少数人反洋教、抗租、抗捐、抗税、抗债开始，进而扩大至数十人、数百人，由一个村至数个村的农民武装起义。

1927年10月，松溪大布的农民军，会同政（和）建（瓯）边的农民军1000多人，从政和东平经松溪郑墩、杉溪至城关，一度攻占松溪县城，占领国民党县党部，极大地鼓舞了建松政边区人民的革命斗志，为松溪土地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28年9月和1929年1月，中共崇安县委组织领导了两次以上梅为中心的崇安、浦城农民暴动，树起了闽北土地革命斗争的第一面红旗。崇浦农民暴动点燃了闽北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促进了建松政边区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

路下桥地处松溪西北角，是松溪、水吉、政和、浦城四县的毗邻地带，由于语言相通、风俗相同，又有固定的墟期，是这一带人员交往和货物集散的中心。这儿的田地、山林大都被地主豪绅霸占，苛捐杂税比县城还多，而且在征粮、收捐过程中，“太保爷”、“税棍”（收捐税者）还要随意加码、横加盘剥，当地民众尤为痛恨。

1929年清明时节，中共崇安县委书记陈耿授意崇安民众队成员张天送回路下桥，借省亲的名义，在串亲访友中向大家宣传崇安农民暴动的消息，激起了路下桥民众对“造反分田”的向往。4月间，任崇安民众队班长的伍弟奴受陈耿指派，带领潘文锡、叶林生、张火金、叶贵生等人回到路下桥，秘密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学习崇安农民组织起来，开展抗捐、抗税、抗债、抗粮、抗租的“五抗”斗争。在伍弟奴等人的宣传发动下，一个月后，松溪的塘边、竹后、中村、庆下、西溪头，浦城的莫上、濠村等地的农民相继加入了秘密组织。5月，张天送第二次从崇安回到路下桥了解革命开展情况，并和伍弟奴、杨振有等17位青年策划起义，决定先除去这一带民愤极大的税棍，以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6月19日深夜，伍弟奴等17人带上土铳、大刀、长矛，到庆下村捉拿税棍杨牯仔。杨牯仔闻风跳楼逃窜，其弟杨理明在墙外水沟被伍弟奴等捕获，当夜被押往崇安白水街镇压。中共崇安县委表彰了伍弟奴等人的革命行动，并将路下桥农民暴动组织正式命名为“路下桥民众会”，由崇安民众局领导，民众会武装被编为崇安民众队的1个排，伍弟奴任排长。

在农民武装日益发展的形势下，花桥乡民团团长刘智有（又名刘滋荣）率团丁24人向路下桥民众队投诚，随后又有附近5个地方民团共52人携械归附。崇安县委将建松政地区投诚人员与原民众队员整编为1个红军连，下辖3个排，由伍弟奴任连长，刘智有任副连长。之后，这支武装力量经常活动于松溪、政和、浦城、水吉边区的多个村庄。在对敌斗争中，他们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多次击败了敌人的进攻，并在斗争中扩大了力量。次年年初，路下桥民众会迅速发展到1000多名会员。

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建松政农民武装暴动胜利开展，松溪党组织的建立已刻不容缓。1929年10月，中共崇安县委书记陈耿到路下桥视察，指导武装斗争，开展建党工作。12月，中共松溪特支在路下桥与浦城交界的莫上村社王庙成立，隶属中共崇安县委。自此，松溪有了共产党，松溪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松溪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实行红色割据，有力地推动了苏维埃政权建设。1931年5月，建松政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路下桥苏维埃政府在路下桥何森弟厝正式成立，伍弟奴任主席。路下桥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着建瓯、松溪、政和、浦城边沿地带48个村庄的革命斗争。

以路下桥为中心的农民暴动，是建松政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第一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行动，是继崇浦农民暴动之后树起的闽北土地革命斗争的第二面红旗，它所形成的武装割据局面，对推动建松政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

图为路下桥苏维埃政府主席伍弟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