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子思想的历史定位

（一）蔡尚思：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这是已故的蔡尚思先生一副著名的题词。蔡尚思先生是复旦大学的老教授，他写这副词的时候80多岁。题词中的泰山指的是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就在泰山周边著书立说。武夷自然指武夷山，朱熹从十几岁开始，就居住在武夷山下，长期在闽北地区活动。孔子和朱子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影响应该说是最突出的。宋代以后有一句话叫作家孔孟而户程朱，也就是说家家户户没有不知道孔孟程朱的。但是对朱熹作这么高的评价，把他跟孔子并列并提，这应该说还是少有的。所以蔡尚思先生的这种评价也证明，朱子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确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果从3000年来的中国文化史的发展来看，应该说蔡尚思先生的评价是有一定理由的。

（二）黄宗羲：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孔子是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个集大成之人。孔子以后又经过了1500多年，就出现了宋代的朱熹，那么朱熹把孔子以来的1500多年的历史又进行了总结，这个总结包含了继承和发展。孔子总结的是上古时代的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它的前期发展作了总结，另一方面也通过他思想文化上的阐发，塑造了中华文化后来发展的气质，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灵。应该说后续各个时代的儒家学者，都是在传承发展孔子的这些思想。

到了宋代，历史上最全面地继承了孔子思想的就是朱子。朱子所面临的文化使命和任务有着新的变化，不仅是传承发展孔子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在这个时代，因为经过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佛教、道教的繁盛发展，对儒家文化来讲，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中国文化怎么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怎么批判地吸收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营养，使儒学发展为新时代？经过宋代的努力，孔子以后的儒学在宋代经历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形成了宋代的道学。再后来经过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发展为宋明理学体系。这个体系历经宋、元、明、清几代的发展，它的主流就是朱子理学。所以后世对于朱熹，对朱子理学有这么高的评价，是有其依据的。

在明清时期，有位历史学家、思想文化史学家名叫黄宗羲。他写的《宋元学案》梳理总结了宋元时代的儒家学术思想，其中用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来概括朱子的学术体系。广大，讲的是它规模宏大；尽精微，是讲它内容的深刻；综罗百代，正是说朱子学术体系对中华文明史、文化史做了高度的总结，并且实现了综合创新。

（三）千年文化巨人

因为朱熹对中国历史文化做了全面的综合和创新，所以他就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名人。2000年全世界进入21世纪的时候，国外有很多的新闻媒体和文化团体就提出来，要列举在过去的1000年里世界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其中就提到朱子。他们认为，朱子是过去1000年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少有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杰出的文化代表人物，甚至可以说是文化巨人。国外的文化和新闻媒体做的结论，是对朱子和他的文化贡献一个合理的定位。

（四）海外影响

朱子死后，朱子的学术思想不仅传播在我们中国历代后世，而且也远播海外。中国在亚洲的版图之内，东面有日本、韩国、朝鲜，南面有泰国、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中国到达这些国家路途较近，交通便利，朱子学形成后，得以先后在这些国家传播。比如韩国在朝鲜朝的时代，几百年的历史上朱子理学就是他主导的意识形态，对韩国的思想文化历史和政治史，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朱子学在清代传播至欧美，主要传播国家有法国、德国、英国、俄国、西班牙和美国等。朱子学不仅对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也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二、朱子思想的影响

（一）朱子的政治思想

朱子的政治思想，发挥了《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理念。他认为《大学》讲的不仅仅是世人，也是读书人和做官的人的一种为学的方案。34岁的时候朱熹第一次上朝面孝宗。他就对孝宗皇帝说，你有两件事应该做，可是还没做到。哪两件事呢？一个就是要随事以观礼，一个就是系理以应事。朱熹讲的随事以观礼，就是格物穷理。系理以应事就是要了解事物的变化，然后去应付天下的大事。到朱熹50岁的时候，做了两年南康军的知军，那时皇帝昭告天下让大家提意见，朱子就应诏上书奏事，这一年是庚子年，所以他写了《庚子封事》。这次他讲的是正心诚意，他说皇帝是要爱民的，可是爱民之本在于要做到正心，如果不正心就没有办法爱民。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来讲，要能够确立道德和法纪。他还特别用《尚书》里面讲的人心道心的道理，主张应该去掉私心，用公战胜私。到了朱熹60岁，新皇帝继位，朱熹应诏再次写了奏疏，就是《己酉封事》，他提了十条建议，总体来讲还是强调《大学》所讲的正心、修身、齐家， 强调要远小人、绝奸臣、正纲纪、立风俗。纲纪就是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一个朝里面不能没有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立风俗是讲民间，民间的道德风俗如何移风易俗。所以从朱子的政治思想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强调执政者的正心修身，另一方面是强调在朝中的正纲纪和在民间的立风俗。

（二）朱子的学术成就

朱熹的学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比如在易学方面，他著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在文学方面，他撰有《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在礼学方面有《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在史学方面，朱熹很早就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另外，他还指导学生注解《尚书》。特别是，他合刊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称为《四书章句集注》，前两部书是集注，后两部是章句。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四书或问》。此后，《四书》的经典地位甚至超越了《五经》。元代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这也确立了他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总之，朱熹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

（三）朱子的学术思想

我们知道，《大学》是孔门后学的重要文献之一，其中提到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朱熹最重视的就是格物致知。

朱子是怎么理解格物的呢？他认为，格物就是“即物穷理”，要了解事物的道理，必须在事物本身上穷理。这主要是针对佛教。朱子认为佛教也讲了很多理，但佛教的穷理脱离了人伦和万事万物，脱离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物穷理就将儒家与佛教在学术方向上区别开了。

格物穷理的主要途径，朱子认为就是多读书，多了解事物。关于这一点，朱熹曾和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有一次辩论，史称“鹅湖之辩”。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朱熹强调要教人广泛读书来考察事物之理，强调这是儒者治学的基本方法；而陆九渊则主张反求内心，不重视读书。这样比较起来，朱熹的主张是一种重视知识和学习的理性主义的方法。

（四）教育兴学

朱熹一生特别注意兴学，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办新的学校。比如到南康就重建了白鹿洞书院，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这不仅是中国书院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在整个东亚的教育史上，都是一个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学规在韩国、日本都有很大的影响。朱子65岁的时候又修复了岳麓书院，亲自到书院讲学，而且让岳麓书院以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为学规。

朱子讲学强调理性本体、理性人性、理性方法，这使得理性主义成为后来中国思想的主流，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和东亚文化顺利学习近代科学也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