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形成了数千年“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一讲话昭示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是理解中华文明传统的精神气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指南。
“大一统”理念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意义
在历史上，“大一统”的概念来自对《春秋》的解释。《春秋》原为鲁国国史，因孔子晚年对它进行过编订整理工作，故从一部国别断代史上升为儒家权威经典五经之一。古人认为，孔子编《春秋》，用寓褒贬于一字的方法寄托了自己的“微言大义”，所以解释《春秋》，体察孔子之意遂成为儒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据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传授《春秋》给齐国人公羊高，高传授《春秋公羊传》，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春秋》的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解释说：“元年者何也？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句话中，“君”指鲁隐公，“元”指隐公即位之年。“春”是一年季节的开始。“王”是周文王。“王正月”，指周代历法的正月。用“王正月”，表明了“奉正朔”的文化观念，即采用周代历法，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春秋》何以特别地指出这一条？《公羊传》认为，这表明了孔子重视天下一统的“大一统”思想。所谓“大一统”，今天来看其实质是重视政治秩序、文明秩序的统一，通过文明秩序的统一来保障政治秩序的统一，达到万邦协和、天下大同的局面，具有积极的人类文明意义。
“大一统”概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的自觉。中国自古有越人、吴人、楚人、汉人、华夏、诸夏、夷狄等概念，而无“民族”概念。中国不是一个欧洲意义的近代（modern）或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理念为原则组成的文明共同体。“宅兹中国”。周天子居住的华夏地区是天下的中心、文明的制高点、诸侯政权合法性的源头。文明传播的方向是从高到低、由内向外，原则是“用夏变夷”，而非“用夷变夏”。“变”不是种族屠杀抢占土地，而是以德“感”人，以文“化”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文明传播的结果是边缘族群不断融入中国，成为天下的一部分，共同形成“天下观”“天下意识”。大一统原则高于华夷之辨。《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内中国而外夷狄”，又承认“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在这种文明观下，天下不是固定不变的政治建制，而是大一统的文化理念和文明追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
天下一体蕴涵族群共存，共存蕴涵和平。“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在历史上，团结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坚定的文化理念与文明追求，而不限于某种特定的政治架构。大一统的制度设计可以与时偕行，而大一统的文化理念则始终如一。公羊高所说的一统，当指周代以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封邦建国（“封建”）的政治体制秩序、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文明秩序。“封建”体制在秦代为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所代替。郡县制具有超时代性，得到历代继承。董仲舒肯定大一统理念，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王吉传》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九州”乃《尚书·禹贡》对上古中国的地理区划，义同于“中国”。在传统“天下观”下，中国各地不是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而是形成向往中心、向往文明的凝聚力，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中心—边缘”非但不是离心结构，反而是向心结构，形成大一统的文化理念，使“天下”超越历代王朝，孕育出普遍的“中华意识”“中国意识”。“中国”不仅是一个政治实体，还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意识、文明意识。文化和文明不仅塑造了作为某个王朝的中国，也塑造了各个王朝背后的“中国意识”，使之成为一种超越地域、血缘和种族的文明力量、统一力量。“治国平天下”既是历代文人的家国情怀，也是历代王朝的文明追求。“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六合同风，四海一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王朝是特殊的，大一统则是普遍的。历史上，“中国”表现为不同王朝，但这些不同王朝都有一贯的“中国意识”“中华意识”，都自觉地维护中华文明；都以承担“中国”为其意识形态，把自己塑造为正统；都有坚定的历史连续意识，为前朝修史。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分裂后重归统一，在一个王朝覆灭后又被新王朝担负起来，文化被激活并再次繁荣，就是这种超越的文化和文明意识发挥了动力作用。以仁爱为原则的文明自觉主动地塑造了不同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族群共同体、文明共同体。中国的统一具有牢固的文化和文明基础。
“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形成
对中华文明而言，“民族”“民族国家”都是外来概念。西欧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各地民族意识觉醒，形成所谓“单一民族国家”，故英文“民族”（nation）又有“国家”之义。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西欧近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推动了欧洲文明进步。但是，民族国家理念包含违背文明原则的“野蛮性”，其设定的国际关系原则是地缘政治、实力均势，平等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对等；实力不够，妄谈平等。所以，民族国家随各自实力的消长周而复始地陷入战争，沦为冲突之源。西方文化给这种野蛮性包裹上科技、工业、贸易等“文明”外衣，对发展落后的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和殖民侵略。近代中国遭受的各种侵略掠夺，在“他塑”的历史学或文明学话语体系中即被视为文明对于野蛮的教训与征服。对于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说，西方国家、民族国家、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一回事，学习西方势必从“文明共同体”降格为“单一民族”、从普遍降格为特殊，从世界主义、大同主义、大一统的天下观降格为民族国家观。让以仁义为原则的文明体或文明共同体降格为民族国家，接受丛林法则，岂不是从文明退回野蛮？这是文明的堕落。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明有充分自信，不屑于走殖民掠夺的帝国主义路径。近代中国学习西方与日本相比迟缓，原因即在于此。
近代中国既要凝结“民族”意识，与列强抗争，又不能落入“民族国家”的陷阱。前人的探索艰矣难矣。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开始输入“民族”概念，可谓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同时也意识到，中国与西欧各国不同，历来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族群和谐共存的文明共同体。中国遭受侵略，并非汉人一族蒙难，也是满蒙回藏各族群共同的危难。可以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是中国近代史的真实写照。20世纪初，梁启超首先使用“中华民族”概念。1913年初，蒙古西部22部为反分裂通电全国：“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当一体出力，维持民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吞并中国，进一步刺激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次日发表抗战宣言，提出“中华民族危急”，两处“中华民族”都指境内各民族也就是“全民族”。学者如顾颉刚等人发表文章，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可以说，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自在地存在的；在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侮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成为自觉的存在。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中华”“中华文明”自强不息的内在生命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人类治理方式的创新
“大一统”的文化传统涵养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为人类处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树立了典范，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色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民族识别确定了56个民族。基于民族现状和发展实际，“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而是“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一治理体系是“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多元构成一体，一体方有多元。“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涵。
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治理体系空前地提高了各少数民族的地位，推进了民族平等，维护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同时，这一治理体系在推动国家通用语普及、中华文化浸润各民族，建立共同的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团结统一。实现现代化，过上美好生活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愿望和基本权利。这一治理体系推动了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前进，保障了各民族实现现代化的权利；同时，各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创造着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人类文明的格局、历史和中国的实践证明，单一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方式体现了中华文明传统的道义性特质，开创了人类国家治理的新模式，具有无比强大的发展动力、无比广阔的发展前途，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拥有自信的根本支点。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