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掞之与朱熹之间的深厚友谊是有口皆碑的。一个是社仓创始人，拜为太学录；一个是南宋时期的理学集大成者，教育家。二者同出师门、志同道合、情深义重，其理学思想为历朝重用，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

同出师门 志同道合

魏掞之字元履，号艮斋，古建州招贤里（今建阳区徐市镇）人，以儒学显（《宋史·魏掞之传》）。唐朝名相魏徵后裔入闽23世孙，建阳魏氏始祖（《钜鏕魏氏宗谱》光绪活版印刷，魏长青存书）。他生于书香门第，与朱熹早期同为南宋理学家胡宪的学生，之后他们又拜学于刘子翚、刘勉之门下，两人求学时便建立起深厚友谊。

魏掞之的志向是儒者匡扶正道，兼济天下。主张“二程”（程颖、程颐）的理学为正统思想，强调“修德业，正人心，养士气”的治国方略，受到孝宗皇帝的赞赏，被授予同进士出身，任太学录。朱熹虽比掞之小十四岁，两人都拜建宁府胡宪为师。朱熹从学于武夷三先生，考上进士后还拜李侗为师，成为理学集大成者。尽管朱熹为一代宗师，但与魏掞之情同手足，十分敬重他，赞赏他的高风亮节，特意为魏掞之编撰的《戊午谠议》一书作序。序中写道：“今南北再欢，中外无事，迂愚左见所谓万世必报之仇者，固已无所复发其口矣。窃伏田间，不胜愤叹，因读魏元履所叙次《戊午谠议》，为之慨然流涕，盖伤其礼祸殃自此也……”

创设社仓 赈贷百姓

作为民间储粮备荒救助贫困模式社仓，系宋代魏掞之首创。“诸乡社仓，自掞之始”（《宋史》卷四七五《魏掞之传》）。绍兴年间，魏掞之在家乡福建建宁府招贤里（现建阳区徐市镇）创立了长滩社仓。灾年或青黄不接之际，以敛散赈贷之法解民困，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社仓制度重在救恤，于官于民两利，解决百姓在灾荒之年，严重缺粮的生计问题。《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建宁府建阳长滩社仓》记载此事。

魏掞之长滩社仓的创办，获得朱熹的充分肯定。管理上的细节两人进行深入探讨，他认为：“元履常病予不当祖荆舒聚敛之余谋，而予亦每忧元履之粟久储速腐，惠既狭而将不久也。讲论馀日，杯酒从容，时以相訾謷而讫不能相訑。”（《朱文公文集》卷七九《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社仓》《国录魏公墓志铭》）。乾道五年（1169），朱熹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建社仓，把仓米改为常年贷放收息，春夏贷出，秋冬收入。每石米收取息米2斗，较民间借贷3至5斗大为降低，保一方的安宁，也为后来朱子知南康救荒积累了经验。淳熙八年（1181）朱熹奏请宋孝宗推行社仓制度，以防患未然，皇帝获准下令在全国推广，至南宋后期社仓已广布天下。这项由魏掞之首创，朱熹推广的社仓已成为封建社会基层救助的主要模式并一直沿用至清朝。让穷苦百姓在灾荒之年渡过难关得以生计，为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俩在社仓创建与发展中所凝结的友谊让世人敬仰和称道。

践行孝贤 勉励后人

魏掞之与朱熹总是以儒家礼仪来践行孝贤。魏掞之一贯十分重视丧祭和礼法。有一远房叔父客居南方，他不远千里迎接来奉养，死后按亲生父母的礼节送葬，留下的孩子也帮助抚养成人。当看到一些乡亲把去世亲人棺木置于寺庙或荒野，久未落土，便劝诫他们尽快下葬。缺钱或无后的则予以资助，使死者能落土为安！宋史记载，经他出资安葬无子嗣的死者数以千计。魏掞之善于扬他人之长补其不足，对于按礼节拜访的后生，只要他有一点长处，就向有关方面举荐，让他们有所作为（《宋史·魏掞之传》）。朱熹对魏掞之礼仪孝贤给予高度的评价，从中汲取营养并形成完善的《朱子家训》，成为中华民族家风家训文化瑰宝之一。魏掞之晚年劝儿子魏晟等拜朱熹为师，将理学发扬光大。魏掞之去世后，朱熹撰写墓志，张栻写墓表，吕祖谦致祭，朝廷追赠直秘阁。

魏掞之与朱熹同时代、共命运，弘扬理学，交往甚笃，友谊深厚。朱熹总是十分谦逊地向年长的掞之学习，讨论学术，重视理学教育，创办社仓，开办书院，践行儒学礼仪孝贤，掞之没有以老自居，敞开心扉，共同求学。他们共同努力，为闽北沃土赢得了“理学名邦”“海滨邹鲁”的无上殊荣。

创办书院 传授理学

乾道年间，魏掞之入朝任太学录，躬行实践，怀德天下，为安邦治国，他多次上书进谏革除人浮于事、空谈不实作风。并责备宰相陈俊卿纠正不力收效甚微，他自请离朝 ，回归故里。乾道四年，他将玉田峰下美女山的住房改建为建阳锦溪玉田书院，办学教书，言传身教，推崇理学。他首推道德品行和经学知识，其次学治理国家的知识。玉田书院一度兴旺发达，学子数众，直至其子魏晟恐于子孙不一或起孚端，将书院改为双峰寺。朱熹力挺魏掞之，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同样怀才不遇，故专心致志于理学教育授徒讲学，以“明天理，灭人欲”为基本的指导原则，开办书院。淳熙七年三月，经朱熹的竭力倡导白鹿洞书院修复，朱子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亲任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订立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教规》）。淳熙十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聚众讲学。绍熙三年，朱熹迁居建阳的第二年，他秉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州精舍”。淳祐四年，诏赐为“考亭书院”。在办学中，魏掞之与朱熹两人总是不谋而合极力推崇“二程”理学为正统学术思想，朱熹办学虽比魏掞之晚了二十年，但同样融合佛、儒、道三教一体的思想体系，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之间的友谊早已超越私交的范畴，朱熹的谦虚好学海纳百川精神成了后人求学问道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