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一些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中还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史学论著必须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似乎只有板着面孔说教，才能显示其学问的严肃和高深。新时代，史学要进一步发展，更好发挥社会功能，需要破除这一认识误区。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著作，之所以拥有超越时空的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文笔朴素自然、简洁流畅、清新活泼，既可作为史学经典研读，又可作为美文经典欣赏。马克思、恩格斯对许多问题的深刻理论分析，都是通过优美的文笔来表述的。

古往今来，喜读司马迁《史记》的人数不胜数，原因何在？因为司马迁运用史料独具匠心，善于“择其言尤雅者”，将论断融于史料之中，夹叙夹议。鲁迅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其是史学经典，“无韵之《离骚》”指其是美文经典。

清代学者姚鼐曾指出：“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他如此强调义理、考证、文章相济，说明文章在治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说加以引申：“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其意是说，史以载事，史以文传，有作为的史学家没有不花力气“工文”的。

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磨练出好文笔，这是历代史学家必备的基本功，当代史学工作者也不能例外。怎样才能具备这种基本功呢？梁启超认为要“多读、少作、多改”。多读，就是要不厌其多地研读前人和时人的史学美文经典。少作，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呕心沥血，写一篇是一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不滥竽充数。多改，就是要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反复修改。同时，梁启超作为文学家，对于“文采”的理解也很值得我们借鉴。他认为，文采最重要的要素是“简洁”和“飞动”。简洁，就是文章要精益求精。他强调，评论一篇文章的优劣，首先“要看可删的有多少”，定稿要做到“篇无剩句，句无剩字”。这种要求，应该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写作箴言。飞动，就是文章的语言要感人。他认为，要把历史文章写得生动感人，“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充满吸引力和感染力。

对于文章简洁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在《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跋〈宋司马光通鉴稿〉》中也有深刻的论述：“近人好为长文，喜写厚书，其实文不在长，书亦不在厚，只要有内容就行。当然，如果非长不能尽其意，非厚不能毕其词，我们也不反对长文和厚书，但故意拉长、加厚，就大可不必。”因此，他提倡史学工作者“学习司马光从两屋稿子中提炼出一部《通鉴》的办法”，强调“叙事则提要钩元，行文则删繁就简，疏而不露，简而扼要。言必有据，没有空话；事皆可征，没有臆说；文字精炼，没有费辞。”这些论述，对于当下史学工作者“工文”是很有针对性的。

1958年9月，毛泽东同志批评有关部门报送的材料“读后脑中无映象”，缺点“在理论与文词”方面，具体表现是“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究其产生的原因是，“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词学。”他还风趣地规劝道：“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微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毛泽东同志是文章大家，他的这些意见对于今天史学工作者来说仍有重要指导意义，需要我们深思与笃行。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精湛的文笔能给史学著作插上腾飞的翅膀。史学工作者要想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有更大作为，就要把“工文”作为终身的必修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