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里诸孙圣代英，作官去拜四先生”（《翠屏集》卷二《送孔伯逊延平录事》），这是元代福建古田理学家张以宁的诗。孔子的后裔孔伯逊到延平路（今福建南平）做官，张以宁写了这首诗为他践行。意思是说，孔子后辈子孙中，英才辈出，孔伯逊作为其中的一员，有幸成为“四先生”故里的父母官。张以宁希望，孔氏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当地的先贤祠参拜这四位先生。“四先生”是谁？为何参拜他们，成了当地父母官的首要之务？
四先生即理学史上著名的“延平四贤”——杨时（1054—1135年）、罗从彦（1072-1135年）、李侗（1093一1163）和朱熹（1130—1200）。由于杨、罗、李三位都是南剑州(元代称延平路、明代为延平府)人。其中，杨时是将乐县人, 罗从彦是沙县人,李侗是剑浦县(今延平区)人，故又被称为“南剑三先生”；而朱熹，祖籍虽为徽州婺源，出生地却是南剑州的尤溪县，故与延平也有密切的关系。在学术传承上，四先生是一脉相承的师生关系。“南剑三先生”先后致力于二程洛学的阐发和传播，为其后继者朱熹开创“闽学”，集理学思想之大成，奠定了基础,架设了由洛(二程洛学)至闽(朱熹闽学)的桥梁。
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华传统儒学经历了孔孟原始儒学，和两宋程朱新儒学（理学）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春秋末年，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奠定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理论基石，既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朱子理学的源头。故当代著名思想史专家蔡尚思先生（1905—2008）有诗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泰山和武夷山，因为孔子和朱子，分别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高峰的两座历史文化名山；名人名山，相互辉映，孔子和朱子，则分别成为远古和近古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标志性的人物。
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延至宋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理学，又称新儒学。所谓“新”，是指在理论形态上与传统儒学相比，有其重要的创新之处。以朱子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是在孔孟原始儒学为主体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和历代众多思想家尤其是同时代的思想家的某些思想资料而发展起来的。北宋是理学形成和初步发展的阶段。理学先驱“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奠基者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除周敦颐是江西人外，其余都是北方人。当时，福建虽有“海滨四先生”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等倡道闽中，但从全国来看，影响有限。在理论水平和所影响的范围来说，北宋时期的闽中儒学，远远落后于北方。到了北宋后期，全国各地的一些有志之士，纷纷到河南洛阳的程颢、程颐门下求学，其中虽然以中原和北方人士居多，但理论水平最高，且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的两位儒者，即福建延平将乐的杨时，和建州建阳的游酢(1053-1123)。
熙宁五年（1072），年方二十的游酢以乡荐赴京应试，巧遇河南洛阳的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号明道）。程颢对其资质大加赞赏，认为“其资可以进道”。游酢从此成为程门入室弟子。元丰四年（1081），游酢又与杨时拜程颢为师。两人学成南归之日，师生依依惜别，程颢目送他们远去，满怀期待地说：“吾道南矣！”意思是说，有了游、杨二君，我的道（理学思想）就可以传到南方去了。武夷山一带后来被誉为“道南理窟”，其渊源应追溯到游酢、杨时二人载道南归，兴学育人，促使理学思想在南方各省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心逐渐由北向南转移。元祐八年（1093），程颢已逝世八年，为了进一步钻研理学思想，游酢又与杨时同赴洛阳从学于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游、杨二人于这年冬天冒着大雪来到程家，适逢程颐闭目瞑坐，他俩不忍惊动先生，恭敬地侍立一旁静候，程颐发觉之时，门外已雪深一尺。从“吾道南矣”到“程门立雪”，代表了理学重心和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心都将从北向南转移的一种趋势和历史必然。
在中国文化史上，道教产生于本土，佛教则约在西汉末传入中国，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极其盛行，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道教在与佛教的论争中也增强了它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水平，成为强大的中华本土宗教派别。儒、佛、道由之前的三家鼎立之势转为佛、道占据上风，一旦佛、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使传统的“以儒立国”变为“以宗教立国”，中国就有成为宗教国家的危险。为挽救江河日下的儒学的学术和政治地位，唐代韩愈、李翱等兴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提出恢复秦汉以来中断了的儒学道统，以对抗佛、老之道。韩愈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激烈排佛，但他对传统儒学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在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上难以与讲心性、重修持，极具思辨色彩的佛学抗争，只能向高层提出建议“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愈《原道》，《唐文粹》卷四十三），即逼僧人还俗、焚毁佛书、把僧人赶出寺庙这种强权而低能的行政手段。
从治政者的角度来说，产生于北宋时期的理学思潮，在其发展的初期，虽对社会思想界有重要影响，但并未受到当时最高统治集团的特别重视。在崇儒的同时，北宋王朝也尊崇佛教和道教，且提倡三教合流，这就促成了佛、道二教的泛滥。下延至南宋时期，佛教更是成功地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北宋后期，民族矛盾极为激烈，随着北方大片国土被金人所占，北宋灭亡，复兴和发展儒学的任务，被尖锐的民族矛盾所遮蔽，最终并未由周、张、二程等完成。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朱熹的肩上！
张载（1020—1078）所提出的“为往圣继绝学”的崇高理想，最终虽未由周、张、二程等人实现，但周敦颐（1017—1073）创立的“濂学”，二程创立的“洛学”，张载创立的“关学”，却奠定了理学（新儒学）的理论基础，也为南宋朱子创立“闽学”提供了丰厚而坚实的思想理论资源。由此可知，从濂、洛、关之学到朱熹的“闽学”，其发展与传承源流，有一个从“北”到“南”的转移过程。从时代来说，表现为从“北宋”到“南宋”的延续；以空间而论，则是从“北方”中原向“南方”福建的转移。以人物而言，周、张、二程之后，则有游、杨、罗、李等先贤的学术传承，最终有朱熹的集大成。
为了从理论上全面回应讲心性、重修持的佛学的挑战，同时也为了弥补先儒多重视社会政治伦理，而比较忽视心性之学的不足，朱熹率领门下弟子，以福建为中心，以武夷山为大本营，以南方各地创建和修复的书院，如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为阵地，高扬理学的旗帜，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从而使儒学经典，从原始儒学重《五经》，演化为宋明理学重《四书》的转变；同时，也是为了弥补各地书院的不足，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从而形成了与理论上“援佛入儒”、兼采佛老之精粹相适应的儒学传播实践，即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
在朱熹等人的倡导下，在理论形态上的“斥佛老，一天人”，与物质形态上的与佛教争夺教学阵地相结合，就成了其后儒家学者的共同行动。这便是为什么在南宋的理学重心最终完全转移至福建并得以确立的同时，书院文化教育的重心也随之转移到福建的重要原因。
朱熹的历史贡献，可以用“返本开新”四个字来加以概括。所谓“返本”，是指朱熹全面系统地对孔孟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传统经学、心性哲学、伦理思想、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所谓“开新”，是指朱子在继承程颢、程颐开创的理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理论的发展，与同时代各个不同学派的思想家相互交流、相互论争、相互促进，又汲取先秦儒学诸子百家和佛、道思想之长，加以综合创新，集宋代理学之大成，在理学本体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把宋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由于朱子理学在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和加强封建君主集权制服务，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而得到晚宋以后历代统治者的特别青睐。
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年），朱熹逝世九年后，将朱熹学说诬为“伪学”，将朱熹学派诬为“逆党”的“庆元党禁”冤案开始逐渐平反。这年十二月赐朱熹谥曰“文”，称朱文公。(《宋史•宁宗纪》)嘉定五年（1212年）十二月，朱子门人，时任国子司业的建阳人氏刘爚的请求得到恩准，诏谕朱熹的《四书集注》立于学宫，作为法定的教科书。（《宋史•刘爚传》）宋理宗时期，朱子的学说进一步得到褒扬。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宋理宗称赞朱熹的《四书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改封为徽国公。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下诏从祀孔庙。朱熹取得与周、张、二程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的地位。诏书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浑）融，传《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宋史•理宗纪》）同时，又御书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颁布天下学宫。
由于统治者和朱子后学对朱子学的表彰和宣扬，朱熹历史地位确立，朱子理学上升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官方治国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民俗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对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完善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不能将闽学——朱子学视为是一种地域性的学说，而仅从闽北文化、福建文化这一层面来认识，而应该从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治哲学这个角度来评价和认识。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钱穆《朱子学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