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以来，随着日军对闽浙沪三地的不断进攻侵占，三地高校被迫向闽北山区迁移。在闽北北部有上海暨南大学、浙江之江大学、上海美专迁入；在南部有一批福州高校——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学院、福建省立师专、福建学院等迁入。这些高校分布在南平、建阳、邵武、浦城等地，使得闽北的高等教育水准登上了巅峰。

其间，为整合内迁东南各省的高校，当时的国民政府（重庆）教育部一度决定：在建阳依托暨南大学成立东南联大接纳浙沪高校，与著名的西南联大呼应。但由于战事突变，大多大学无法成行，1943年暑假，国民政府教育部撤销了这一决定。

在建阳市立医院门诊大楼前，大门右侧的一片绿地上，一块巨石掩映在几株铁树丛中，巨石正面刻字“国立暨南大学办学旧址”， 落款“暨南大学建阳时期校友会捐建”，巨石放置的时间是“二○○六年夏重立”。1997年11月，此地曾立过一块较小的纪念碑，2006年夏，暨南大学建阳时期的校友会，再度重立纪念碑。立碑地正是当年气势恢宏的建阳孔庙的旧址，也正是暨南大学从上海迁入的办学之地。

在邵武第四中学，一栋被师生称之为“协和楼”的大楼充满着沧桑韵味，邵武四中正是抗战时期从福州迁入的福建协和大学的办学之地，这是当年协和大学留下的唯一建筑遗迹。如今，在这所省级文明学校里，“协和”处处留痕——学校的校训是：协爱正德；教风是：协和笃教；学风是：协和乐学。2004年学校还成立了“协和·爱心基金”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抗战时期，这两所国内知名大学从敌占区迁入闽北，是抗战时期闽北高等教育空前繁荣的一个剪影。战时涌入的一批高校给闽北社会发展注入一股新鲜空气。各大学扩招闽北考生，培养了一批本地人才，如暨南大学设立建阳考区，录取建阳考生近10名，而战前建阳只有3名大学生；各大学在当地开展科研，一批成果促进了经济发展，如协和大学发挥知名的农学院特长，在邵武设立实验农林场，仅1939年就为邵武引进波兰种猪等近10个外国新品种。

两所大学在闽北留下怎样足迹？我们把时光倒转至协和大学在邵武的八年（1938－1945）和暨南大学在建阳的五年（1941－1945）时期。

学术群星耀闽北

留洋教授写新篇

1941年1月，费尽周折，暨南大学从上海租界迁至建阳童游。

建阳童游镇孔庙成了暨南大学的主楼，大成殿被扩建为礼堂，明伦堂和东西庑改建成教室、办公室、宿舍，崇圣祠被改建为图书馆。围绕着孔庙中心，10多座校舍、宿舍扩展开来，昔日高居殿堂的寂寞孔夫子，再一次面对众多学子，历史何等相似地实现了一次回归！

但强烈对比的是，在这个中国古建筑群里，汇聚着一大批留洋归来的学术精英，让我们来看一看暨大教授的强大阵容：

校长何炳松，美国哈佛大学毕业，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

孙怀仁，著名经济学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方光焘，语言学家，留学日、法，精通七国语言，暨大文学系主任。

潘天寿，著名国画家，后任国立艺专校长。

胡寄南，心理学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心理所所长。

郑振铎，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翻译家。

许杰，中文系主任。五四时期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

……

在这些教授中，令许多当年暨大学生印象深刻的是曾赴德国深造，中国第一位翻译《资本论》，解放后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客座教授王亚南。1945年冬，王亚南到建阳讲学三周，课题为《中国经济改造问题》，后来王亚南将这系列讲座整理为《中国经济原理》出版，成为王亚南早期一本颇为重要的学术著作。

已故的暨大（建阳时期）校友会会长范家震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王亚南的课每天早晨七时开讲，讲课地点就在孔庙大殿改建的大礼堂。当时正值冬季，顶着寒冷每天各个专业的暨大学子从四方赶来，只要稍迟到一些便没有座位，有时迟来的同学只好坐在窗台上，背对着窗外的寒风听讲，三个星期的讲座每天都座无虚席。

在讲座里，王亚南用《资本论》中的理论剖析中国经济问题，在当时暨大学子中激发起了一股钻研《资本论》、研究经济救中国的思潮。

协和大学是当时在欧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教会大学，教授讲师阵容中也不乏学术精英。日前，记者在邵武市档案馆查找到一份协和大学创办的《协大周刊》1942年合订本，该周刊记录了大量当时的校园新闻，在9月份的一期上，有一则文字，标题为：本学期教师资格统计表。清楚地写明教师总数65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11人，硕士学位18人，研究员资格5人。其强大的教师素质可见一斑。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两位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中国鸟类学奠基人——郑作新和中国半导体材料奠基人——林兰英，他们都本科毕业于协和大学，并回校任教。

在邵武办学期间，郑作新的学术之路跃上新台阶。郑作新作为协和大学生物系主任对武夷山挂墩、大竹岚一带丰富的鸟类资源进行了三年调查研究，并于1941年写成《三年来野外鸟类观察报告》，这是我国第一篇关于鸟类种类及其生态的实地考察报告，中国的鸟类学研究也因此开始一步步填补空白。郑作新学术研究从闽北找到新起点，成了驰名世界的鸟类学家，1980年成为中科院院士。

林兰英这位1980年成为中科院院士的莆田籍传奇女性，被誉为“中国太空材料之母”，1940年毕业于在邵武办学的协和大学数理系，并留校任教，她的学术之路也启程于邵武小城，并最终登上了中国半导体研究的顶峰。

书生亦有豪情在

能文能武救危亡

暨南大学在建阳期间，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爱国思想深入传播，当时被誉为“东南民主堡垒”。

暨大里社团达25个，刊物达16种，1945年下半年，这16个刊物成立壁报联合会共同宣传进步思想。

暨大的剧社、歌咏团常到建阳城里公演，宣传抗日救亡，公演的剧目有《雷雨》、《黄河大合唱》等，公演之日，常常有群众从建瓯、南平、邵武等地乘车赶来观看，有一次歌咏队开进建阳县政府，在政府大院里演唱《黄河大合唱》，抗议国民党右派，令他们无可奈何。

暨大学生还占领了建阳报纸《大潭报》作为舆论阵地，该报一度由工商管理系学子杨选堂任主编，其毕业后又由两位进步教授任正副总编，进步学生金尧如、许甫和任副刊编辑，大量刊发暨大“太白文学社”的抗日稿件。

暨大文学院长许杰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一位干将，与鲁迅、茅盾过从甚密，任《前线日报》主编时，他组织学生撰写抗日文章，并将抗日言论汇集为《蚁蛭集》出版，反响巨大。

1944年4月12日，为响应当时政府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组建远征军出国作战，暨大学生踊跃报名参军，魏伯雄、刘恩逋、熊琦、屠坤英、袁雅素、衬芝镇等6名学生投笔从戎。

无独有偶，在协和大学，也有三名协和学子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加入远征军到缅甸战区总部担任美军司令部翻译。

记者在邵武市档案馆的《协大周刊》1942年合订本里，查阅到许多协和大学师生踊跃开展抗战宣传的新闻。协大剧社的抗日话剧多次到邻省巡回演出，演出让他们声播华东，他们自编自导的10多出话剧，每逢演出都是观者如潮。在《协大周刊》1942年11月的一则标题为——庆祝元旦响应献机，其内容为“本校将公演《雾重庆》的消息记载：本校决定公演宋之的作国防五幕剧《雾重庆》，查该剧曾先后在陪都及香港等地公演，反映战时留落后方男女大学生生活，描写大时代之变动，深受国人欢迎云。”这个在华东颇具知名度的剧社还参加驻邵武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广播电台活动，播出了许多鼓舞士气的节目，其中一批精通日语的协大学子还精心制作日语节目开展对敌宣传，成为第三战区广播电台的一个亮点。

衣带渐宽求学路

知识报国志成城

暨南大学在建阳办学期间，建阳没有电厂，大部分的师生在茅草屋住宿和教学。暨南大学学生的晚自习时间，是在旧浆糊瓶自制的桐油灯下度过的。当时每个同学都会用浆糊瓶制作桐油灯，旧浆糊瓶一时还成了抢手货。

已故的暨南大学建阳校友会会长范家震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新建的宿舍都较简陋，大部分是毛竹骨架，芦席糊泥的墙壁，屋顶则以茅草覆盖，窗子则用毛边纸代替玻璃。学生睡的是双层木架床，几个人才一张桌，上铺学生在床头搁一块板便是桌子。夜间晚自习，工友就会每个宿舍发一竹筒桐油，如豆的灯火映在窗上，一片人影憧憧，但每个身影都在专心攻读或奋笔疾书。

正是在这种艰苦办学条件下，暨大在建阳时期毕业学生共5届，总计557人。

1942年，福建省运输公司由于汽油短缺，客货运陷入半瘫痪状态。协大化学系林一教授，带领学生夜以继日攻关，结合闽北资源特点，研制出以松香脂配合烧碱淬的汽油代用品，使战时福建省汽车运量跃居全国前列。

这是协和大学的师生们发挥科研方面优势，谱写了科技救国的篇章的一个精彩段落。

协和大学的农学系是学校当时的一个知名专业，协大师生发挥农学方面特长，研究成果大量转化到实践中，全面推进了邵武农业的发展。1937年下半年在邵武南关白诸桥头设立闽北农林试验场，八年间一批科研成果投入使用；协大园艺场还征集邵武农家种植蔬菜87个品种，并进行部分改良；在东门专家园试验地培植水蜜桃成功；协大农科畜牧组引进波兰亚猪、奴比亚及瑞士羊、荷兰牛及杂交牛、洛克红良种鸡等近10个国外优良品种。

记者在1942年的《协大周刊》中查阅到一则消息，标题为《游历五省考察农业 林成耀教授满载而归》，消息写道：本校农学系主任林成耀对水稻研究颇有收获，曾乘暑假之际，前往闽粤桂湘赣五省考察农业设施，林教授六月首途，八月返校，行程七千华里有余。考察农业机关与学校不少于二十余处已编有五省旅行考察报告，不日即可发表云云。正是在这位林成耀教授领衔下，一大批高质量学术论文诞生，林成耀教授著有《邵武县稻产情形及改进意见》，徐绍华著有《邵武园艺场所栽培之蔬菜果树种类与品种名称》，翁绍尔著有《邵武茶业》，不少大学毕业论文都以邵武当地情况为研究对象，其中有《邵武制纸业》、《邵武鲤鱼养殖研讨》、《邵武土特产概况》等一批佳作。

       （摘自《闽北日报》：http://mbrb.greatwuyi.com/html/2015-08/30/content_66352.htm）